1949年前，彝族撒支系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作为撒社会民间习惯法的一部分被建构起来，并在撒社会广泛传播。1949年后，《阿诗玛》经历了两次大的重构，*一次源于建国初期云南省文艺工作者的搜集整理，第二次则源于改革开放时期撒社会发展旅游业。《阿诗玛》在1949年后的传承经历表明，文化生态的变迁势必导致文化的变迁，重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的一种基本形式。本书的内容共有五章：第*章绪论；第二章1950年代前的《阿诗玛》建构；第三章1950年代初期的《阿诗玛》重构；第四章改革开放时期的《阿诗玛》重构；第五章结语：当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重构中传承。著作对相关问题研究深入，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语言生动，适合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尤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学者、研究生、大学生阅读和参考。
《阿诗玛》是居住在云南的彝族撒尼人的口头传唱故事，广泛流传于1949年以前的撒尼社会。撒尼人凡遇有婚丧嫁娶，或其他的重大活动，都喜欢唱《阿诗玛》。《阿诗玛》的故事主干是阿诗玛的出生、成长及婚恋生活，但因传唱者的不同，故事的情节乃至人物形象、性格都有很大差异。演唱《阿诗玛》的曲调也非常多，有“喜调”“老人调”“悲调”“哭调”“骂调”等。女子成人了， 唱“绣花调”；女子出嫁了，唱“苦嫁调”。青年人在“公房”唱，老年人在火塘边唱，毕摩在祭祀时唱，壮年人在田间劳作时唱。《阿诗玛》包括了撒尼人生活劳作、习俗礼仪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撒尼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于喜爱歌唱的撒尼人来说，《阿诗玛》伴随他们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初起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党和政府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下乡收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于是《阿诗玛》这部口承文化作品被党和政府派遣的文化工作者所收集整理，加上翻译过程中的创造，舍弃了其歌唱曲调，变成一部用汉语表达的叙事长诗。整理翻译创作完成的作品公开出版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研究的文章陆续不断地发表。到60年代，叙事长诗又被改编为电影。扮演女主角阿诗玛的杨丽坤，此前已经在电影《五朵金花》中饰演白族女主角而深受观众喜爱，阿诗玛因其靓丽的银幕形象和富有神话浪漫色彩的故事情节令全国的电影观众倾倒，阿诗玛成为彝族人民的代表形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但很快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部电影连同它的主演者一起遭遇了厄运。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大批被封存的“毒草”重见天日，昔日被视为“封、资、
修”的电影、小说、戏剧、歌曲、舞蹈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电影《阿诗玛》也得以重新放映，观众纷纷涌进影院，追寻过去的记忆。彝族姑娘阿诗玛再次唤起人们的记忆。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长期的自我封闭后面向世界，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进程。全球化不仅带来商品、资本、技术、人员、符号的全球性流动，而且带来地方意识、民族意识的增强。文化符号、民族符号成为地方与民族群体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手段。阿诗玛，这个具有地方民族符号意义的形象，伴随着云南的旅游宣传片、特色商品广告、彝族刺绣等旅游纪念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次与阿诗玛一起走向全国和世界的，还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石林、火把节、大三弦、左脚舞等彝族文化符号。而阿诗玛，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丽、勤劳、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的形象，转更具有亲和性和人情化。推动这次阿诗玛的形象重塑的，除了地方政府主导外，资本、商家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更不可忽视的是彝族群众自身对阿诗玛的重新认同与创造。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在阿诗玛形象的重构中他们还基本处于被动状态的话，那么这一次
的新的重构他们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石林地区身着改良过的彝族撒尼人服装（这也是电影中的阿诗玛的服装）的导游少女就生动地表演和诠释着阿诗玛的形象。与此相仿的例子，还有云南大理白族的“金花”。这其中蕴含着时代和社会的文化变迁，颇为值得探讨。
此前对阿诗玛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最早开始的从文艺理论视角对长诗《阿诗玛》的研究，民间文学挖掘整理的视角，到民俗学的视角直至后来的文化学视角、传播学视角等，中外学者已对其做出了种种的解说。作者再选取这一题目写下这本书，有什么新的突破？我想，重点就在于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民族文化的建构与重构，来重新审视作为彝族撒尼人符号的阿诗玛是怎么样形成并被表达出来的。
民族文化是民族群体的标志，一个民族群体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别。但这个文化并非从来就有或一成不变，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产生形成，与民族群体自身的产生发展同步。换言之，民族文化是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或者说被不断建构起来的。从民族文化本身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又依托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简称“生境”）。文化生境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构成，还包括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积淀。民族文化的建构没有完成时，特别是在文化生境发生大的改变时，民族文化的建构会脱离原有的方向，某些原有的性质发生变化，形成具有新的特质的民族文化。这一过程也可称为民族文化的重构。本书就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深入梳理其传统不断被解构和重新创造的过程，并力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重构”的规律。作者的创新之处是：
一、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较为深入细致，同时能结合对当事者的访谈，使《阿诗玛》这一文本的变化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呈现；
二、依据文化生态学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提出《阿诗玛》在当代的两次重构，着重分析了两次重构的不同文化生境，两次重构的不同主体和驱动力，从而使两次重构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三、把重构作为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传承发展的基本形态，并对之做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本书还存在着一些遗憾。由于资料的缺乏，对阿诗玛这一文化符号的建构研究还比较简单，对其重构过程的复杂性也还可再深入等，但这并不抹杀本书已取得的成绩。任何学术问题都没有止境，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有更大的作为。
是为序。
施惟达
2016年11月于云南大学东陆书院
施惟达：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毅，男，壮族，1968年10月1日生，广西贺州市人，广州暨南大学文学硕士，云南大学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的研究。2009年出版专著《西南文学瞭望》，并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文学评论丛刊》《四川戏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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