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中原十八年_周大新_9787020115013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周大新文集》共二十卷，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十卷（共八部），中篇小说四卷，短篇小说两卷，散文集三卷以及电影剧本一卷。这是首次全方位对作者近四十年写作历程的梳理和提炼。该文集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水平、艺术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长在中原十八年》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的散文集，收录于《周大新文集》散文卷。

这本散文集是《周大新文集》中散文三卷之一，包含了一百多篇散文作品。这卷基本上可称为“故土亲情”卷，作家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年少往事、乡土亲情，以及求学当兵的种种人生感悟，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周大新从一个乡下少年走向成熟作家的命运轨迹。

周大新的作品多以现代军旅生活和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豫西南阳盆地为背景。他的小说植根大地，既散发出一种鲜活的泥土味道，又蕴含着理性的哲学思考，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

自序

自1979年3月在《济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前方来信》至今，转眼已经36年了。

如今回眸看去，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的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嗨，到了2015年才知道，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除了连串的坎坷和一群的灾难之外，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

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放在这套文集里。

小说，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她是我的最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产生了爱意。上高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初中时，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上高中时，已试着把作文写出小说味；当兵之后，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时，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只可惜，几十年忙碌下来，由于雕功一直欠佳，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

散文，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散文就是我的密友。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我就将其写成散文。我写散文时，就像对着密友聊天，海阔天空，话无边际，自由自在，特别痛快。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而我的散文，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因其真，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散文，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我该继续努力。

电影剧本，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学写电影剧本，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只可惜，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千分之一。我失败了。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

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对时间流逝的恐惧，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俯瞰宇宙，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这给了我安慰。但我真切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我得抓紧，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

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

2015年春于北京

长在中原十八年

在中原长到十八岁，之后，方去山东当了兵。

十八年的中原生活，前三年的情景在我脑子里是个空白。只能从娘片段的话语中知道，我身子皮实，学会走路比较早；能吃，总是吃得肚子滚圆，被邻居们称为小胖子；黑，尤其是夏天出了汗，又黑又滑像泥鳅；胆小，怕黑，天一黑就不敢乱跑。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喊我：黑蛋。

这三年是在懵懵懂懂过日子，会哭，但不记得苦和恼；会笑，但不记得欢和乐。

第四年的日子在我脑子里划了些很浅的刻痕。我如今还能记住的，是奶奶把白馍掰碎泡在碗里，放点盐沫和香油喂我，我记得那东西很好吃。再就是一件事中的一个场景和两句对话：奶奶去世入殓时，我被人抱起去看奶奶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只听见一个人说，娃子太小，看了怕会做噩梦。另一个人说：他奶奶亲他，让他看看吧……

连奶奶的长相也没能记清楚。

这一年我模糊感觉到了，我可以依靠的亲人会和我分离。

长到第五年，记忆变得连贯了。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是舅舅娶亲。舅妈家在十里地之外的一个村子，早上空轿去迎舅妈，让我坐在轿里压轿。童子压轿是我们那儿的规矩。不知道是抬轿的那些人故意捣蛋还是轿有问题，反正我在轿里被弄得左右乱晃，没有我原来猜想的舒服，下轿撒尿时提出不坐轿，结果被训了一顿。

这一年，我正式开始了我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们那儿的地势算是平原，平原上的田野有一种空阔之美。春天，鸟在天上翻飞，大人们在麦田里锄草，我和伙伴们就在田埂上疯跑玩闹；夏天，蝉鸣蛙叫，大人们在雨后的田里疏通水道排水，我和伙伴们则脱光了衣裳在田头的河沟里戏水欢笑；秋天，大人们在挥着钉耙挖红薯，我们则在红薯堆里找那种芯甜皮薄的啃着吃；冬天，雪花飘飞，我们会跟在打兔子的人身后跑着听他的枪响……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感到人离不开土地。没有田地，人活得会很乏味。

那时家里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早上吃红薯稀饭和红薯面饼，中午吃蒸红薯和凉拌红薯丝，晚上吃红薯干稀粥和红薯面窝头。夏天的中午，娘有时也蒸点红薯面面条或拌点红薯粉凉粉，总之，差不多顿顿离不开红薯。尽管娘不时给我点优待，变着法子让我吃点别的，可我还是一听见“红薯”肚子里就难受，就想哭。也是因此，我的第一个理想开始出现：此生不吃红薯。

这一年我开始跟着大人们上街去赶集。离我们家最近的集镇是构林镇，我们村离镇六华里，这段路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不短的距离，可我跑得兴致勃勃，只有实在跑不动了才会爬上大人们的脊背让背了走。到街上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就会在商店里见到好多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就会看到耍猴的，就会喝一碗好喝的糊辣汤，啃一根甜甘蔗，如果父亲能卖出些鸡蛋和两只鸡，我还能吃到包有玻璃纸的糖块。也是从这时我开始觉得：外边的世界比村子里好。

六岁时我开始上小学读书。这一年国家开始了大跃进，村里人们干活时总插些红旗，还经常听到锣鼓声；看到有人挨家挨户地收铁器，说是要炼铁；全村人开始在一起用很大的锅做饭，每顿饭都在一块儿吃。这样吃饭的好处是，我和我的那些伙伴们可以边吃饭边在一起玩。早饭后我要背个书包，步行四华里去河湾小学上课，中午再跑回来吃饭，午饭后再去上课，下午课上完再往回赶。一天十六华里地，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每走累时，就很羡慕天上的鸟，就在心里想：人要能飞那该多好!那年代疟疾多发，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是轮着得这种病，轮到我时，娘并不惊慌，只在院中的太阳下铺个席子铺床被子，让我躺下，再在我身上盖两床被子，让我度过冷得发抖的那段时间。发完疟疾我常常双腿很软无力走路，但又怕不能听课学习跟不上同学们，便要坚持到校。逢了这时，常常是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一个堂姑背着我走，她岁数大些，个子也高，有些力气，但我会把她压得呼呼喘息。

这一年我开始隐约明白，人活着大约必须得吃苦。长到第七年，我已经要正式干活了。学校放暑假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弟弟加上喂家里偷养的一只山羊，每天都要割些青草喂那家伙。放寒假时主要是拾柴。去田里拣拾遗留下来的玉米秆和棉花根子，去河堤上和河滩里用竹耙子撸树叶撸干草，总之，把能烧锅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弄回家，以满足家里整个冬天做饭用，这时，村里的食堂已半死不活，吃饭差不多要靠自家做了。这个时期，我最盼望的是有亲戚来，一来了亲戚，娘便会改善伙食，或者做一回鸡蛋臊子面，或是烙一张葱油饼，我会跟着解解馋。我那时想，人要是天天都能吃到臊子面和葱油饼，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开始有了第二个理想：天天能吃臊子面和葱油饼。

八岁那年，饥馑突然到来了。我从来没想到饥馑的面目是那样狰狞可怕。先是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后是红薯干和萝卜吃完了，再后是萝卜缨和野菜吃完了，跟着是难吃的糠和包谷棒芯吃完了，接下来是更难吃的红薯秧吃完了，最后是把榆树皮剥下来捣碎熬成稀汤喝，把棉籽炒熟后吃籽仁。全家人那时的全部任务是找吃的，所有可能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被娘放进了锅里煮。村里那时除了耕牛，再也见不到任何家禽和家畜。我那时什么别的事也不再想，读书、写字、做游戏，早忘到爪哇国了，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把肚子填饱。我那时才算知道了饥饿的全部滋味，无论看到什么，先想它能不能吃，能吃，就是有用的，就生尽法子要填进嘴里。村子里开始饿死人了，我也全身浮肿，所幸国家的救济粮到了，我得以活了下来。这场饥馑让我觉得世上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粮食，所以后来养成了储粮备饥的习惯，不管粮店离家多近，都想买点米、面放在家里，看到有米面在家才觉得心里踏实。也是因此，我倘是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就特别难以忍受。当了军官之后，我一直不敢把发的粮票全部吃完，每月都要节省下来一些准备应付饥荒。储粮备荒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口号。

这场饥馑让我体验到了绝望的滋味：当我看到娘再也没有东西下锅站到灶前发呆时，我小小的胸腔里都是慌张、疼痛和恐惧。

高小、初中是在构林镇读的，我那时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过天天能吃饱饭的日子。村里的大人一再教导我：你娃子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官，只有当官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吃香的喝辣的才能让你的爹娘跟着享福。我于是暗下了考大学当官的决心。我学得很刻苦，我的每门课业在班里都排在前列，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冬天上早自习时，我走六华里赶到学校，天还没有亮，点上煤油灯便开始读书；夏天下大雨，没有伞，蓑衣也会淋透，淋透就淋透，到学校把衣裤拧干了穿上就是。没料到的是，文化革命在我读初中时突然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只做了一小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破四旧立四新斗争牛鬼蛇神”。我们把班里的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把有地主富农亲戚的同学当作黑五类，对他们极尽蔑视和奚落。我们把离过婚的一位女教师视为坏分子，在她的脖子里挂上了一双破鞋。我们把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所有东西都视为旧东西，把一些好瓷器砰砰砸碎。后来，大串连开始，我随同学们步行去了韶山，看完毛主席的家乡后，又坐车去了长沙、株州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构林镇以外的世界。坐船过洞庭湖时天在下雨，我望着烟雨迷茫的湖面在心里想，湖南出过那么多的大人物，这块土地可能真有灵气，来走走看看也许会有好处，只不知自己此生会走出一条啥样的道路……因为学校不上课，又少有我喜欢的小说读，串连回校后，我便迷上了拉胡琴和打篮球。白天的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

打篮球原本只为打发无书读的时间，没想到倒为自己打通了连接另一条道路的阻隔。一九七零年的冬天，驻守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邓县招兵，领队的是一个姓李的连长，这连长酷爱打篮球且是团篮球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招兵还带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团篮球队再带回几个队员。他站在我们学校的球场边上看我们打球，偶尔也下场和我们一起打。我的球技不数一流，但身高一米七八，可能有点培养前途，他的目光因此注意到了我，于是，另一条道路便在我眼前展开了——这年的十二月下旬，我去山东当了兵。

这一年，我十八岁。

多年后，当我回想当兵这件事时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机会，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

我坐上了东去的运兵闷罐列车，我隔着列车门缝望着疾速后退的中原大地，心里有依恋，有不舍，但都很轻微，心中鼓荡着的，多是欢喜。

我终于可以独自外出闯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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