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平，河北邢台人，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五部。
《“大家精要”丛书：波普尔》：
在波普尔眼中，那时的维也纳到处充满贫困，这一景象让这个孩子感到焦躁不安，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在为改变这一局面而努力工作。西蒙·波普尔长期主持管理着两个救济和收容机构，一是共济会的孤儿院，一是专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期间就曾容身于此）。因为他的慈善工作，西蒙还获得了弗朗兹·约瑟夫皇帝颁发的荣誉勋章。
除了他的双亲，对幼年波普尔影响最大的要数他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她教会了波普尔阅读、写作和记忆。此外，比波普尔大二十岁的阿瑟·昂特也对波普尔早期的心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1912年波普尔遇到这位远房亲戚时，昂特正就读于一所大学的工程学专业，是当时的一名学生领袖，支持社会主义但反对布尔什维克。他向幼小的波普尔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的理论，并向他推荐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
尽管波普尔的家庭改宗路德教，并自觉远离传统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但这家人绝无可能摆脱与犹太同胞之间的联系及反犹浪潮的影响。像当时许多犹太儿童一样，波普尔就读于一所由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势力创建的私立学校，他的同学几乎一半是犹太学生。各种信息表明，从幼儿园到小学乃至中学，波普尔的伙伴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趋势，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逐渐分离成不同的群体。波普尔的家庭就在反犹及反犹刺激下日益激烈的犹太民族主义之间艰难度日。波普尔的许多同学都受到家庭影响而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但波普尔并不以为然。
在自传《无尽的探索》中，晚年的波普尔曾这样回忆当时的状况：“在深思熟虑之后，我的父亲判定生活在基督徒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中就是有义务去尽可能不得罪人——接受同化。然而，这意味着得罪有组织的犹太教，也意味着被谴责为一个胆小鬼，一个害怕反犹主义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答案是：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畏惧的一种恶行，一切犹太裔的人的任务是尽力不去惹它，而且许多犹太人已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即已被同化了。因种族出身而受到鄙视的人会作出反应说：他们为自己的种族出身而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种族上的自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即使是由种族仇恨所引起。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是邪恶的，犹太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这段话显然是为他父亲当时的立场进行辩护，估计当时幼小的波普尔深受影响，这应该是他日后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主要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年幼的波普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4年爆发的那场战争使年仅12岁的波普尔开始对公共舆论、媒体宣传及人们的政治观点进行反思。
那时的奥地利沉浸在盲目的爱国主义喧嚣之中，很多人狂热地支持战争，甚至那些以往持有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也开始支持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在这种狂热的战争宣传之下，波普尔也深受感染，开始向往战争及其带来的和平，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来抒发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赞美与歌颂。不过，这种情绪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很快，波普尔意识到了战争的可怕，甚至认清了舆论、宣传的欺骗性。宣传机器试图使人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不久，波普尔就认识到，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并坚信奥地利和德国会失败。为此，他专门找他的父亲和好友昂特进行讨论，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几个月后，战争产生了可以感受的后果。在战争期间，波普尔的很多堂兄弟都在前线打仗，而不够参军年龄的波普尔则常跟随自己的母亲、姐姐和其他一些亲友去度假，其中就有弗洛伊德的姐姐。她是波普尔父母的朋友，儿子比波普尔大五岁，也上了前线。
不久，传来了那位年仅19岁青年的死讯，他的母亲闻讯后悲痛欲绝。这使得波普尔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伤害。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