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词典》（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是清朝末期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所著，上海美华书馆（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于1869年出版的一部方言词典。该书记录了19世纪中晚期上海方言的词汇面貌。从调查和校对的结果来看，该书所记录的上海方言词汇具有一定的文言特点，很多方言词语在现代上海方言中或已不说，或只见于老派上海话发音人中。本词汇集正文前列有上海话元辅音字母音值举例说明表，分析记录了当时的上海话方言语音。正文为英汉对照，以英文立目，词目按英语字母顺序编排。本词汇集中的每个英文词目用上海话对译，对译词目时，先列上海话汉字，然后用罗马拼音字母注音。
19世纪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尤其致力于撰写方言语法、编纂方言词典，他们留下的一批汉外双语方言词典，是记录近代汉语多种地理变异的珍贵史料。本词典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汉语方言词典》系列中的一种，其出版的学术价值：一是整理中西合璧的近代语文资料，从另一角度展现19世纪汉语词汇的面貌；二是为我国的方言研究提供新鲜材料，借西方人的眼光观察汉语方言词汇的变迁；三是推动我国的“传教士语言学”（missionarylinguistics）研究，有望为近年趋热的海外汉学研究带来新气象；四是在推动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再次审视西方人对汉语方言的研究。该系列词典此次影印注释出版，均由相关方言专家、语言学者撰序、注释、审订。
总序
中西语言学传统各有所长：西方长于语法，中国长于辞书。公元前1世纪，希腊语文学者色雷克氏便撰成《语法术》，对本族语的语法体系做了分析，整理出名、动、代、介等八大词类。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有了第一部语文词典《尔雅》，分19个义组及语类，收列词汇并做解释。《尔雅》被奉为十三经之一，足见古人对词典的看重。两汉有《方言》《急就篇》《说文》《释名》，或搜辑方言词语，或意在教人识字，或系统梳理文字，或以阐释词源为旨，——这种以辞书服务于语文教学、进而带动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景象，在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是绝对
看不到的。这些辞书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说文解字》，它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字典，所发明的部首析字和检索法一直沿用至今。这之后的发展不烦细述，总之辞书越出越多，到了明末传教士来华，一方面发现中国人没有语法书，觉得不可思议，以为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缺憾；另一方面，看到中国辞书种类奇多，代代传承而编纂有方，则不能不大为叹服。
外国人学习和教授汉语，尤其需要了解它的语法体系，把握它的运作规则。由于没有现成的中国语法书可用，传教士必须自力更生，花大力气编写汉语语法书。此时，欧洲传统的语法学范畴、概念、分析方法等便开始发挥作用，颇能供传教士编撰汉语语法书借力。当然坏处也在这里，即常为今人诟病的套用。然而词典不同。词典中国人有的是，所以传教士虽然不能拿来就用而得自编，但因为有中国本土词典当作样本，从整体框架、编纂路数到字词条目的设立和释义，都可以参考利用，于是就能省力许多；甚至直接就拿本土词典（如明末清初畅行的《字汇》）当母本，把其上的字条悉数或者挑选一部分译成西文，便算是编成了一部西洋汉语词典，也就是汉欧双语词典。这样的汉欧词典，常见的编排方式有两种：一种采用中国传统的部首笔画法，一种采用音序法。后者又分中式的和西式的：中式的，即按中国韵书如《广韵》上所见的韵类编排西式的，即根据拉丁注音，按字母的顺序排列。用作检索的方法，部首法和音序法各有便利与不便，所以，有些考虑周全的编纂者会为部首词典配上一个音序检索表；反过来也一样，音序词典的后面经常附有部首检字表。这说的是汉欧词典，以汉语字词立条，用欧语诠释意义。如果是欧汉词典，用欧语的词目立条，以带出汉语对应词，则一般就采用西式的音序法。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都是走海路，从华南口岸入境。入华之初，逗留于广东、福建等地，有些人就在那里播教而终其一生；有些人得以继续北上，抵达江浙、华北以及中国西部。而正是在粤、闽两省，方言问题较之其他省份更加突出：官话主要通行于公务人员、学者书生中间，日常生活中传教士们仍不得不面对难以听懂的方言土语。所以，在早期的西洋汉语词典上，官话与方言混杂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便是万济国所编的西班牙语－汉语词典，明确题作《官话词汇》（FranciscoVaro.VocabulariodelaLenguaMandarina.1679），也夹杂着许多闽方言的语词，其中有些可能是无意间混入的，有些则可能明知属于方言，而仍予以收录，只是没有说明而已。后来的词典家更倾向于区分，虽然也常把明显不属于官话的词语收进词典，但会刻意说明来源。这种把方言与官话分开处理的意识逐渐增强，至19世纪中期应中西交往大增之需，便终于促成了各种方言词典的产生。收于本系列的《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英粤字典》（1891）、《宁波方言字语汇解》、《西蜀方言》（1900）、《客英词典》（1905），就是其中较重要的五种；细分之，前三种为欧汉型，后两种则属于汉欧型。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记录方言的著述。两千年前，西汉扬雄便辑有《方言》，可以划归辞书之属。可惜之后的十多个世纪里，再也没有出现堪与扬雄之著比肩的同类作品。直到明清，似乎才有了起色：与一批搜辑俚言俗语的著作一道，出现了一些考索某一特定地区方言词语的专书，如明末李实的《蜀语》，康熙时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乾隆年间茹敦和的《越言释》以及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这些方言书上所见的词条，从百余到近千不等，均为编著者出于个人偏好而选收，或多或少显露出猎奇之趣，其诠释则经常带有溯源或考据的目的。
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西士所编的方言词典很不一样：
一是使用拉丁字母注音，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汉语方言的实际音值；
二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着眼于听和说，更全面地收集了一种方言的普通词汇，包括大量常用的词组和短句；
三是载录了19世纪我国各口岸及商埠洞开以后进入汉语的大批西洋物名、西学概念、西语表达及其汉译。
对于今人考察中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以及中西语言文化交通史，这批西洋汉语方言词典独具价值，非中国本土的任何方言著作所能取代。唯其种类颇多，本次组织重印并予注释的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同类的著作，以这种具有研究性质的重刊本形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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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毕业于伦敦大学。英国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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