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亲历记》收录了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所作的日记和审判结束之后就东京审判进行回顾反思的重要著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亲历记》收录的历史文献不仅是一段正义历史的证见，而且我们可以在阅读中亲历历史现场，充分领略到梅先生深厚的法学功底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更能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二战期间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正如梅汝墩先生所言：“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承蒙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鼎力推动，《东京审判亲历记》正式出版。善哉此举，于国于家，咸称幸事。它无疑将促进对东京审判的深入研究，同时也表达着我们对敬爱的父亲——梅汝璈先生的恒久怀念。
先父梅汝璈，字亚轩，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朱姑桥梅村。与湖广江浙相比，江西新风迟开。然而，我们的祖父，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毅然将长子——即先父——送进了彼时彼地尚不多见且不受推崇的新式学校——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先父12岁，在祖父的坚决支持下考取了设在北京的清华学校。
先父远离家乡，毫无背景，当时连官话（普通话）都讲不好。对他而言，求学清华遇到的困难着实不小。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不少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先父听不懂英语，几乎无法听课。怎么办？他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那时，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内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生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先父和我们的叔祖——只比先父大四岁、同期从江西老家考入清华学校的梅旸春——在一起补习英语。叔侄二人起早贪黑，英语水平迅速提高。扫除了语言障碍，其他课程的学习也得到了促进。八年之中，梅氏叔侄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梅旸春后来成为著名的工程师，主持过南京长江大桥等重要桥梁的设计和施工。
升入高年级以后，先父视野日益开阔，兴趣逐渐广泛。他担任过清华校刊的主编，还与施混、冀朝鼎、徐永烘等同学一起组织过名叫“超桃”的进步团体。施混、冀朝鼎、徐永烘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施混英年遇难，冀朝鼎、徐永焕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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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部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一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及其管辖权
主要战犯的国际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犯国际审判的失败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准备工作
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设立的经过
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
甲级战犯与国际审判
第二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及组织
宪章的内容概述
法庭的地址及布置
法庭的成员：法官与庭长
起诉机关：国际检察处
被告辩护组织：日美辩护律师
法庭的行政事务与人事安排
第三章 日本主要战犯的逮捕与起诉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的四次逮捕令
国际检察处对战犯们的调查工作及起诉准备
28名被告战犯的挑选及其简历
中美英苏等十一国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起诉书的特点和缺点
第四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
法庭宪章中关于审讯进程的基本规定
作证文件的提出及采纳的程序
证人出庭作证及受讯的程序
不出庭证人的宣誓书及被告的侦讯口供
对法庭审讯程序的批评
第二部分 东京审判日记（1946年3月20日至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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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亲历记》：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犯国际审判的失败经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同盟国也曾有过要把德国元首和政府高级负责人交付国际审判的意图，但其实际结果却是一场空梦，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事实的经过是这样：在大战要完和刚完的时候，“绞死德皇”的呼声弥漫了对德作战的各同盟国及协约国。由于那次战争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它对人们所造成的痛苦和牺牲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人民对于发动那次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怀着深深的仇恨，必欲严厉惩罚之而后快。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依法惩办德皇和主要战争罪犯的问题曾得到相当认真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凡尔赛和约》第七章（标题为“惩罚”）的四条（第227至230条）条文里。
和约第227条明白规定了：同盟国及协约国将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德皇威廉二世，并治之以破坏国际道德和条约尊严的最大罪状。第228条规定了：对于德皇以下的主要战争责任者，德国承认有权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这些条款的规定，巴黎和会便指派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去“从事研究战争制造者的个人责任，开具战犯名单，并草拟审讯法庭的组织宪章”。这些事情，委员会在受命之后都一一照办了。
就当时的情景看来，同盟国及协约国对审判德国主要战犯之事未尝不想有声有色地干它一番。但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这件事弄到后来便成了虎头蛇尾，终而不了了之。
（1）俄国1917年10月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个胜利使各同盟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大为震动，他们于是把大部分的注意力转向怎样包围俄国和如何对付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对于怎样执行《凡尔赛和约》中惩办德国战犯的条款，他们是不甚关切的。
（2）同盟国彼此之间的摩擦，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猜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俨然成了欧洲大陆上的霸主，这显然同英国要在大陆上维持均势平衡的传统政策相矛盾。因此，袒德抑法便成了战后英国对外的基本方针之一。
（3）德国政府对于引渡战犯并交付国际审判的主张顽强抵抗，不予合作。
由于以上各因，《凡尔赛和约》关于惩办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战犯的条款便等同虚设，不但和约中规定的国际法庭始终未能组织成功，而且盟国于无可奈何之中，为了便于行事，敷衍塞责，索性把全部审判工作都委托给德国政府自己去搞了。
德国政府受托之后，阳奉阴违，百般拖赖，迟至1921年5月（战争结束了两年半之后）才由其最高法院在莱比锡（Leipzig）假惺惺地开始举行了“审判”。这个“审判”的乖谬荒唐，在历史上是罕有其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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