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星文库）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_中联华文马振清_9787506855303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通过对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考察和对西方国家道德治理思想的系统梳理，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清晰地展现了道德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从国家治理方式的渊源和实质分析入手，阐述了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方式，即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解读了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的意蕴与内涵。从历史考量与现实选择的视角阐明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必然，分析了作为国家治理方略的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之间的相互区别和内在联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的共同目标。

国家的治理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复杂活动，仅靠某种单一的手段是难以完全实现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治理方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也与人们对社会的管理方式、生存需求和活动范围的要求有相应的联系。
　　综观古今中外，有许多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主要有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两种。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以实现社会职能作为基础来实现阶级统治的职能。道德治理是国家政权对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历史活动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治理使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道德意识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为国家职能的实现提供了来自社会意识深层的动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治理活动的思想论述和政治实践历久不息。直到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思想家们提出的道德治理思想，对我们清晰地认识道德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的两个最基本的治国方略，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强调法律治理的同时，还必须加强道德治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时又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其中，道德治理是基础，法律治理是根本。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的好坏，不仅仅需要作为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的法律治理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而且需要作为国家管理所必需的感化力和引导力的道德治理来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道德治理是公共权力从特定价值观念出发对社会制度的伦理价值、对社会成员道德意识加以主动影响的治理活动。事实上，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和治理国家的两种主要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最终目的的价值观念，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民主法制的政治保障之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逐步实现的活动。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治理取向以法律治理为主流。然而，法律本身如同人类不满足于现状而不断追求完美文明一样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法律制定的迟滞性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快速节奏，再完美的法律也不可能涵盖社会每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的问题，法律治理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需要以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作为辅助手段，以关照法律治理无法涉猎的领域。
　　本书通过对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考察和对西方国家道德治理思想的系统梳理，以及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清晰地展现了道德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从国家治理方式的渊源和实质分析入手，阐述了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方式，即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解读了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的意蕴与内涵。从历史考量与现实选择的视角阐明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必然，分析了作为国家治理方略的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之间的相互区别和内在联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的共同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
　　（三）古今中外道德治理思想的相关借鉴
　　作为一种治国方略，道德治理思想在古今中外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道德治理的相关理论也都获得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社会片面地强调德治的作用而忽视了法治的意义，这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在国家治理理念和文化有其特殊性。而西方社会注重法律治理，并片面地发展了这一理念。同样是治国方略，道德治理在中西方国家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对这些道德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关道德治理思想的比较分析
　　关于国家治理，中国传统的道德治理治国理论即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看作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之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德治，即君以仁施政，臣以德治国，这就要求掌权者要以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实现仁政和德治，过于注重道德自律的价值，而轻视法律对人的行为规范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认为“人皆可为圣贤”，即人具有“善”的道德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差异，但“为仁由己”，“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此而衍生出“内圣”与“外王”的治国理念，也为“德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即认为只要具有“内圣”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为“仁人”，不需要施加外在行为规范的控制。尤其认为，对于“王者”来说，法律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尽管这些思想看起来很有诱惑力，但却属于圣人治理的范畴，并不是制度化的德治。中国传统的道德治理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够为社会治理的目标以及治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合道德性提供保证。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推崇法治而贬低道德是不可取的。德治与法治一样，都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治理方式。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不能不加批判地继承，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去找寻那些可以使德治制度化的有益成果。
　　西方自由主义道德观的逻辑结果是人性恶的逻辑设定，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就是把政治理解为必要的恶，并彻底否定了国家承担道德职能的可能性。从本质上看，以这种价值理念为基础的制度设计，适应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西方社会道德迷失的社会现实境况就是这种制度方面的道德治理活动产生的必然结果。相比于古代道德治理实践活动，总体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大重视对社会成员进行系统的道德人格的培养，而其对制度的道德治理活动则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社会道德的要求。
　　在确认了道德治理是国家政权通过采用道德手段对国家自身和全体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治理活动后，我们就可以明确这样一个认识，即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道德治理属于东方政治传统，而法律治理才是西方政治传统，西方没有道德治理。而本书得出的结论是，中西方国家都拥有道德治理的思想资源。相对于西方，中国古代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发展水平要更全面和更成熟，既包含对社会制度道义精神建设的方面，也具有对社会成员进行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内容。西方道德治理思想，虽然也不乏对道德教育的论述，但比较而言，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会制度的伦理价值的强调上。
　　2.儒家的礼制思想，是研究道德治理问题所应该借鉴的重要理论来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在提高社会成员道德修养的方法上，除了强调教化者自身道德的表率作用之外，儒家还在教化对象的自觉性方面下功夫。孔子提倡“为人由己”，孟子认为“仁者如射”，儒家强调从个人日常生活做起。孔子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儒家之所以对于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主要不是由读书、思考而来的，而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儒家认为对父母的孝，是一切道德的起点，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故而称之为“仁之本”。既然道德的起点是人人自然的生活，那么，人人都具备成为道德高尚者的条件。高尚道德养成于平凡的生活，儒家的这一思想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获得良好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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