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重构与路向选择：中国当代诗歌现象研究（1949-1966）》力求重返当代诗歌成长的历史腹地，从诗歌资源的选择与重构，文化动员与诗歌阅读、传播的关联，诗歌论争与写作范式的重建，诗歌经典的打造和创作主体转型等方面，深入探究当代歌现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重点呈现当代诗人构建“新的人民的诗歌”诗学体系和诗歌形态，推动富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诗歌生产、传播与阅读，借助诗歌论争与经典化凝聚“共识”的复杂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写作主体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
本书适用于诗歌研究人员
巫洪亮（1978-），男，福建龙岩永定人，福建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和文学传媒研究，2011年入选“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资料整理与研究（1949—1966），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十七年”诗歌研究。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海南大学学报》、《扬子江评论》、《青海社会科学》、《当代文坛》、《北京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现代中文学刊》、《粤海风》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绪论
第一章 当代诗歌诗学资源整合现象
第一节 诗学资源的多维指涉
第二节 诗学资源的系统构成与复杂生成
第三节 诗学资源选择与重构的问题与意义
——以“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为例
第二章 当代诗歌文本生产现象
第一节 文化动员与当代诗歌生产
第二节 诗歌传播与当代诗歌生产
第三节 “工农兵”的“审美趣味”与当代诗歌生产
第三章 当代诗歌“争鸣”现象
第一节 时代语境规约中的诗歌“争鸣”
第二节 诗歌“争鸣”与传统“祛魅”
第三节 诗歌“争鸣”与诗歌范式建构
第四节 诗歌“争鸣”机制的形成与诗歌范式的确立
——以《星星》“诗歌事件”为例
第四章 当代诗歌经典生成现象
第一节 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第二节 艰难的建构：当代诗歌经典的打造
第三节 “新经典”成长中的文化“摩擦”与“压力”
第五章 当代诗人的主体转型现象
第一节 穆旦：主体转型与别样抗争
第二节 艾青：想象的“他者”与主体建构
第三节 郭小川：多维焦虑与主体重塑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文学重构与路向选择：中国当代诗歌现象研究（1949-1966）》：
四 “他者眼光”的泛化与主体的重铸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台和实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艾青进行主体转型的进程。他身上的知识分子式的审美趣味和批判意识在这一时期诗歌里又开始潜滋暗长。众所周知，艾青在1956年主要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风景诗”；另一类是“寓言诗”。“讽刺”与“批判”不仅是这两类诗歌重要的艺术手法，而且也是艾青重新激活“五四”以来作家的“启蒙”意识和启动批判立场的重要方式，同时还是艾青恢复知识分子“经验主体”的集中努力。就“风景诗”而言，诗歌大多寄情／理于景，比如《启明星》这样写道：“属于你的是／光明与黑暗交替／黑夜逃遁／白日追踪而至的时刻／／群星已经退隐／你依然站在那儿／期待着太阳上升／／被最初的阳光照射／投身在光明的行列／直到谁也不再看见你。”“启明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刻给人“光明”的方向，而当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时它却“投身在光明的行列”隐而不见。“启明星”存在价值的“短暂性”和“崇高性”是否可以看成创作主体的一种自喻？“启明星”为什么“光明与黑暗交替”“站在那儿”，而光明来临却“谁也看不见你”？这一意象是不是包含了诗人对自我遭遇与命运的冷静反思？其他的风景诗如《泉》《西湖》《小河》等所抒发的或欢快或感伤的情调都染上很强的知识分子趣味。就“寓言诗”而言，有的讽刺那些获得权力后只会挤兑他人的霸权者以及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黄鸟》）；有的讽刺世态炎凉和人生的悲剧（《景山怀古》）；有的则讽刺不被理解和欣赏的悲哀（《哨鸽》）等。这些讽刺诗很大程度上把锋芒指向社会制度以及设计这些制度的权力者们，这些“讽刺诗”和几组“寓言诗”在当时文坛很“扎眼”。虽说在这段时间艾青也写了一些歌颂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工农兵”诗歌（如《早晨三点钟》、《官厅水库》、《女司机》和《欢送》等），但这些诗歌大多因情感冷淡或空乏而反响平平。倒是他的倾注了浓厚知识分子个性和趣味的“风景诗”和“讽刺诗”，给习惯于生产和阅读颂歌和战歌的诗人和当代文艺界主持者很大的刺激，也为后来人们批判艾青留下了“罪证”。
1957年“反右”斗争，艾青被指是“丁陈反党集团”的联络员，从而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不仅不得不面对他人无情指责和对其“清算历史旧账”，而且“更叫他惊骇不已的是，原先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他深切感受到了政治斗争如何扭曲了人性中原本善良与温情的一面。当然，让他更加深感意外和震惊的是，那些原本“双百”方针催生下的带有“干预生活”色彩、暴露人性弱点和制度弊端的诗作，居然在“反右”斗争中突然转化为他人批判的“靶子”！尤其让他深感不解和难以释怀的是，这些言辞锋芒毕露的批判者中，有些人在“反右”斗争之前还曾对他的诗作大加肯定，有些人还与其有过较为深厚的友谊。但在无情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只能以激进方式展示自己的立场，避免成为运动的对象，当然其中亦有乘人之危而落井下石者。这些批判文章绝大多数都把艾青1956年所写的“风景诗”和“讽刺诗”作为罪证，并且对诗歌里所包含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大加挞伐。仅以《黄鸟》一诗为例，沙鸥的《艾青近作批判》一文中认为该诗意图展现知识分子的“孤傲”情绪和“生不逢时的空虚感和没落之感”。臧克家的《艾青近作表现了些什么？》则认为“诗里充满着对领导同志的敌意和个人感伤、不平和孤傲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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