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对保持民族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提升国家“软实力”，捍卫“文化安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中国西部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导致了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传播模式和生态环境的急剧变迁，使其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困境。乡土文化唯有从传播生态、传播主体、媒介渠道、传播内容、传播体系和制度等方面入手，实现传播创新，才能化解中国城乡“文化滞后”和二元性文化失调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化传播复兴需遵循这样几项指南：树立人本传播理念；“与时俱化，传播创新”——生存发展之根本；文化生态建设——化解危机之关键；“调和”与“共生”——媒介化生存的最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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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的这部专著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终于准备出版了，邀请导师作序。基于对他的为学为人的了解和博士论文开题及进展和修改过程中数易其稿的经历，我应允了。
姜鹏来自陇中地区，2010年考进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攻读“传播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生活、学习、文化、工作背景，他对西北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艺术的发展和保护具有一贯的关心和兴趣，读博的学习方向因此令其如鱼得水。他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东南隅，西北角，大地上没有我的足迹，但我已走过。”毕业之时，面对着求职中的多种机会，他选择了回到西北，任教于西北大学。
记得考博面试时，姜鹏用英文表示自己读博的目的之一是拓展知识面。入学以后，他在导师的严格指导下始终践行自己的诺言。他的特长之一是有较强的理论思维，喜欢哲学，善于把握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在宏观上把握问题。但与此同时，他对于实证研究的细节要求，小至一个标点符号，一个着重号，都十分用心，做读书报告时几乎从不出错，不论是大的误差还是技术性差错。偶有一两处，经导师指出，绝不二过。兼备上述两种特质的博士生，其实不多见。同时，平和的性情使其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各种不同的传播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从中梳理出适合自己的思想进路和理论途径。
由于出身书画之乡，或许是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姜鹏最终将博士论文选题锁定在西北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经过与导师反复磋商探讨和开题答辩，他回到故乡，一竿子插到底，在最基层展开田野调查，做系统、详细的观察和访谈，思辨与实证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拍摄现场照片，一切亲力亲为，取得了许多宝贵的、富有质感的第一手资料。结论和对策性建议均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耐心地听取导师的所有修改意见，连引注的细节也不放过，最终作品十分规范、严谨，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论文的进展过程体现了他一贯的特色：愿意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甚至是超过老师们所要求的高标准，willing to perform above and beyond duty。
细究起来，凡是受过经院式传播学理论与研究训练的人才，一般在学术上都大同小异，恰似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能将博士与博士区分开来呢？我想，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对待“人”的态度。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们的一切努力应该是为了令人生更加充实美好，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家园。姜鹏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动因到调查成果及成稿努力，都体现了这种终极关怀。其行文笔调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出于对弟子的持续努力的肯定，遂作此序。相信他会再接再厉，在学术上继续进步。
姜鹏，男，汉族，毕业于厦门大学传播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为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发言人培训基地专家组成员和中国西部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获西北大学厦门大学“邓子基奖”和厦门大学“三好博士生”等荣誉称号。迄今已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和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科专项）等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旨趣涉及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新闻传播理论等。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二 概念、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现代化·现代性·发展
（二）社会发展中的传播及其角色
（三）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研究综述
（四）文献点评与问题的提出
三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一）田野调查地点的确定
（二）研究方法
（三）概念说明：乡土文化
第二章 发展传播学视阈中的乡土文化社会功能分析
一 区域及文化特征
（一）通渭人文
（二）“通渭现象”
（三）通渭小曲
二 乡土文化社会功能分析
（一）仪式主导下的“狂欢”和“凝聚”
（二）无声的教化
（三）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工具
（四）“小传统”的现代功能
三 社会与人的现代化
第三章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流变
一 西部现代化对乡土文化的影响
二 西部乡土文化的传播流变
（一）传播与传承模式的流变
（二）旧瓶装新酒
（三）文化生态环境的流变
三 乡土文化流变的影响源
（一）市场经济与乡土文化变迁
（二）大众传媒与移植文化
（三）政治的介入
四 乡土文化困境的生态学分析
五 魏家庙庙会
第四章 新乡村建设语境下的西部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创新
一 文化滞后与乡土社会文化失调
二 二元文化的结构性矛盾
三 离土农民的文化尴尬
四 乡土文化传播创新
（一）传播主体建设
（二）媒介创新
（三）内容为王
（四）传播体系与制度创新
（五）传播生态：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六）翰墨通渭：一个成功的个案
五 不能缺席的教育传播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的西部乡土文化传播
一 全媒体时代的乡土文化转型及变迁
（一）当乡土文化遭遇全媒体
（二）乡土文化变迁与“媒介景观”
（三）乡土审美的断裂与现代张力
（四）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二 传统与现代：传播模式的比较
三 传播模式的“文化后果”
（一）共同意义空间：减小还是扩大？
（二）情感定势与文化模式
（三）传播“后果”与文化品格
四 与现代媒介相融共生
五 媒介文化——新乡村的建设者
第六章 结论
一 人即是传播，传播即是重建
二 与时俱化，传播创新——生存发展之根本
三 文化生态建设——化解危机之关键
四 “调和”与“共生”——媒介化生存的最优化策略
五 形散而神不散——乡土文化的表象与未来“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研究：以通渭小曲为例》：
（一）市场经济与乡土文化变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长期向苏联学习社会发展经验，在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等诸领域都打上了深深的“苏联模式”印记。苏联解体使中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发展定位和发展策略，思考发展路径问题。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韵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期间，发表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意义，阐述了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中国社会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哈维兰在《当代人类学》一书中阐述了社会现代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在教育领域中，学习的机会扩大了，有文化的人增多了……随着传统的信仰和习惯遭到削弱，宗教在思想和行为的许多领域中也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与亲属关系相联系的传统权利和义务，如果不是被消除掉，就是发生变化……最后一点……成就地位越来越占重要地位，社会流动也就增加了”。最近十多年，中国社会进入了经济腾飞和高速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这让哈维兰所描述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完全有可能在当代中国发生。一般而言，社会的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商业走向繁荣，在城市中形成了都市文化。但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还是都市文化，都与产生于农耕经济的乡土文化有着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然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这就使得乡土文化在内源性和外源性两个方面发生了变迁和危机。
乡土文化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是一种下意识的，继承自先辈的文化，人们不会问“为什么是这样”，而是一直将这种文化体验传承下去，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自发性、自愿性的特征，是一种内源化和程式化发展的文化形式。但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具有了更多的“商业色彩”，人际关系也充斥着利益和金钱的影子，这种变化也是非人为可操控的，因为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商业逻辑对乡土文化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其对乡土文化内源化规则的影响方面。这里所说的乡土文化的内源化规则主要是指乡土文化的产生、延续和发展等一系列文化动作都是自发的、自愿的，是人们的一种集体意识表达和文化生活方式，不以商业动机作为主要目的。定西市通渭小曲联谊会是以通渭小曲传承人李艳春为会长在官方正式注册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会长李艳春说，他们协会演唱小曲主要是服务性的、娱乐性的，不挣钱，唯一涉及经济的地方就是让邀请者报销一下他们来回的车费，给演员管顿饭。但他也坦言现在协会发展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现在没有钱啥都干不了，协会年检都要钱，平常的一些简单演出衣服、道具等都是大家垫钱集资买的，乐器也都是各拿各的，没乐器的人就不让参加进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乡土文化组织开始向政府和企业发出求援声音，希望它们能给予一些资金支持。通渭县马营镇的另一支较大的通渭小曲组织“马营小曲协会”就常常通过给政府部门表演获得一定的活动资金。据其会长夏旭东介绍，他们给政府部门演出一场会得到大概一千元的金钱奖励，为了获得这笔资金他们协会就需要“跟上形势，作词宣传（政策），唱给政府”。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逻辑使得原本以自娱自乐形式为主要特征的通渭小曲不得不向金钱低头而改变自己，从而导致其内源化的变迁，被迫开始从自发、自愿和集体参与的形式向商业化运作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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