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次将所有沃辛的故事汇集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沃辛是我科幻创作的根。
我最早写出的科幻小说是《修补匠》，当然，那是个早期的版本。我在十九岁那年把稿子投给了《模拟》杂志。当年，《模拟》是唯一名列《作家市场》的科幻杂志，而我这辈子还没看过科幻杂志，所以只知道这一本。将《修补匠》寄到《模拟》杂志的时候，恰逢泰斗级的编辑约翰·W.坎贝尔过世。他的继任者拒绝了我的稿子，但给我回了一封鼓励信。
于是我觉得自己像是走对路了，就接着写修补匠系列和几个相关的故事，比如《沃辛农场》《沃辛旅店》，以及一个半途而废的长篇，讲的是沃辛的子孙最初与外界联系时发生的故事。不久以后，住在巴西的里贝朗普雷图时（我在那儿担任后期圣徒运动的传教士），我开始用业余时间写一部小说篇幅的前传，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具有心灵感应能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到沃辛星球上生活。在那一时期，我构思出了森卡休眠药，它那无比折磨人却又无法忆起的痛苦；构思出了首星；还构思出了怪异的星际飞船和它的飞行员詹森。当时，不管是对科学还是科幻，我的基础知识都很薄弱。我看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很显然，首星的灵感源于川陀。可我没涉猎过其他科幻小说。结果是，我费了大量功夫做无用功。最后，那部作品没有完成，因为我转而去写剧本了，完成剧本之后，我又创办了犹他谷戏目剧团。
1975年，当剧团陷入财政危机时，我重启了科幻写作。因为《修补匠》，我收到过《模拟》杂志的鼓励信，于是我拿出那部手稿重新阅读。显然，在写完那一稿后的几年里，我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于是决定推翻重写。接着，我又把二稿寄去《模拟》，却再次遭退稿，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一封鼓励信。这一回，继任编辑本·博瓦向我解释了退稿的原因。《模拟》不刊登幻想作品。他说，可要是你有任何科幻作品，我很乐意读一读。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修补匠》会被看作幻想作品。在我看来，故事中的所有情节都科幻色彩十足；我读过一系列泽娜·亨德森的小说，知道有关超能力的故事都该划归科幻领域。但毋庸置疑，《修补匠》有着浓郁的幻想小说色彩：中世纪的手艺，一望无际的森林，以及不明原因的奇事。我的确动过念头要重写詹森·沃辛的故事，这样一来，《修补匠》和所有其他故事都将成为真正的科幻小说。但只是想想而已，我那时没什么耐心，根本写不了长篇。我只写过一个中篇《安德的游戏》（那是我第一部畅销小说），以此当上了小说家。
不久，我再次伏案于沃辛的故事。虽然很想将它们抛到一边，却始终念念不忘：我母亲经常问我要怎么处理我那蓝眼人。她早就替我把那些旧手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我的打字技术算不赖，但跟她比还差得远，她每分钟能打120个单词，并且零错误。她是水之森林系列的第一个读者。和我一样，她也觉得那些故事蕴含真正的力量；只是，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讲述它们。
当时，我在《旗帜》杂志工作，那是后期圣徒运动（即摩尔门教会）的官方期刊。另外两位编辑杰伊·帕里和莱恩·约翰逊也在写小说。午饭时间，我们会一起去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咖啡馆吃沙拉，喝恶心又廉价的汽水，苦苦思索故事的点子，《安德的游戏》之后的大部分小说都源于那一时期的头脑风暴。就在那阵子，我开始在一些故事中投放森卡休眠药这个点子，像《真人秀》《沙盘游戏》《祭婴》。但这些故事没有丝毫科幻色彩，它们的主题是人，讲人如何创造，以及如何毁灭他人。
后来，本·博瓦在为巴洛奈特出版社和埃斯出版社编一部系列书，约我写一个小说收录其中。我立即就想到了詹森·沃辛的故事，于是动笔就写。我把写完的头五十来页拿给杰伊·帕里看，他告诉我说太长了。太长？我用五十个页码就讲完了大部分故事，再削减就不是小说，而是个提纲了！接着，我意识到，杰伊真正想告诉我的是，这个故事太像流水账了。我一直埋头于快速铺陈整个故事，每每只触及表面，从未停留足够的时间去深挖任何一个场景，令读者能融入故事中去，并喜欢上故事里的角色。
于是我放慢故事进展的节奏，重新来过，但依然无法将故事的结构塑造得饱满，因为我的写作经验只限于创作短篇。于是，在绝望之下，我重新思考整个故事，将其视为一系列中篇小说，每一篇都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结果挺不错，虽然结构上还有瑕疵。这个故事得名《天贼》，准备出版。事实上，我在与克丽丝汀·埃伦结婚的前夜才完成终稿。婚礼当天早晨，我复印了稿件，把它放到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邮件收发室，然后穿过缅因街下面的隧道，前往教堂去找我的新娘，她在等我。就因为我要把一份手稿送去邮寄，结果竟然在婚礼上迟到了几分钟，惹得她开始怀疑我们的未来。这倒也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本·博瓦提议我把在《模拟》上发表的森卡系列故事辑录在一块儿，加上几个新写的故事，编成一部新书由巴洛奈特出版社出版，于是有了《首星》这本书。老故事中有些很出色，我把它们收录了进来；但还有些既欠创意又枯燥乏味，所以，为你们好，亲爱的读者，我让它们静静地消失了。可是天知道，我创作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是我写出的最好的故事。《首星》于1975年春天出版，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跟我长子杰弗里出生的时间差不多。
《天贼》于一年后出版，巴洛奈特出版社设计的封面丑极了。令我特别尴尬的是，封面极其忠实地描绘了书中的一个场景。后来我才了解到（再次打听的结果也一样），如果，一部小说的某个场景只要一出现在封面上就足以毁掉那本书的话，那它就一定会出现在那该死的封面上！
更糟的是，写文案那伙计还在封面上写下了大大的雨果奖得主，而事实是，在1978年，我只获得了雨果奖第二名；我得的是凤凰城世界科幻大会的约翰·W.坎贝尔奖（新人作家奖）。
那本书出版后没多久，我收到一封信，来自迈克尔·毕晓普，一位我一直很欣赏的同行，只是无缘结识。他事先为他在《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天贼》书评而道歉，那篇书评尚未面市，但已经来不及更正，他在信中这么写道；他在书评中批评我竟允许雨果奖得主这种不实的字眼儿出现在封面上。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他的出版商也在他的书上玩了同样的把戏，说他荣获了他并未得到的某奖云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友谊持续至今，虽然，在怎样讲好故事这个主题上，我们秉持不同意见，所以不时也会剑拔弩张。
他关于《天贼》的书评十分具有批判性，却是我及身所见最有帮助的一篇书评。他呼吁注意小说中的结构性失误，这有助于我了解自己的不足。当时我正在写第三部小说《歌唱大师》，用的还是与《天贼》相似的片段式结构；毕晓普的书评对我是个刺激，让我终于想到办法，如何将一个很长的故事捏合成整体。从那时起，我对故事结构有了实质性了解；叙述始而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一套全新的技法得以融会贯通。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用我新掌握的技巧，重写《天贼》和《首星》。
在圣罗莎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在午饭时间和埃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埃里森谈起这个话题。她建议我重写一部书，讲述和《天贼》《首星》同样的完整故事，但艺术效果要超越前作。直到1981年秋天，我才动手写作，那时我正在美国圣母大学念研究生第一学期。那段时期，我对中世纪文学兴趣正浓，也思索着怎样讲好故事、为什么讲故事之类的问题，我还读到了神奇的《失落的乡村生活》，从中了解了在动力时代之前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新书终于完成了，它就是《沃辛编年史》。在我所有的小说作品中，它具有最为复杂的结构，但主题纯粹、统一；詹森·沃辛的故事至此实现了大结局；我对它不再抱有任何遗憾，它达到了我能呈现的最好的形态。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老书都已绝版。这对作家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就像父母期盼着孩子的信，可他们却不再写了。作家无比怀念绝版的书，希望能再次见到它们。我很感激托尔出版社的汤姆·多赫蒂和贝斯·米查姆，他们认同用一本书囊括《沃辛编年史》和《首星》中比较优秀的故事，以及原创的幻想故事，对我而言，后者不仅是早期创作的结晶，还是我科幻写作生涯的起点。
在写作《沃辛编年史》的过程中，最初的几个沃辛故事《沃辛农场》《沃辛旅店》和《修补匠》并不在我手边，因此，当我需要其中一些元素时，只能靠回忆，跟着自由演绎它们以满足新故事的需要。等到能重新回顾原作时，我发现它们与新故事是那么的不一致，以至于要使之调和的话非重写不可。我甚至做了笔记，记下哪些地方该如何修改，可最后还是决定，将它们原样收录在《沃辛编年史》里。毕竟，《编年史》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故事的逼真性；如果能将故事原样奉上，让读者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如何转变的，正好符合这本书的初衷。其中的一些变化，源自多年来我的写作技巧略有精进；还有一些，是因为随着年岁渐长，我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加深；当然，大多数的改变还是出于新书的需要，它们演变成了故事需要它们成为的样子。我相信，人类的故事无不如此，不光是虚构文学，也包括新闻、小道消息、历史记载、回忆和个人经历。我们需要故事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但我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从十几岁开始，它们就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与我为伴。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终于掌握了技巧，能如我所愿地将它们讲述出来；可一年又一年，我从未停止与它们对话。现在，我把它们讲给你听，期盼它们打动你，让你觉得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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