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启人心智的书中，杰出的艺术史家托马斯克洛探究了前卫艺术与现代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强大而又不可或缺的联系。作者详细生动地叙述了杰克逊波洛克、安迪沃霍尔、克利斯托夫威廉姆斯及其他人的故事，最终对现代艺术及其在20世纪后期文化中的地位，做出了新颖而富有独创性的阐发。本书是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典范，同时对当代艺术批评中的体制批评、艺术的社会史的理论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是托马斯克洛的代表作，主要方法是将现代艺术置于大众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克洛认为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存有很强的不可或缺的必要联系。克洛对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互相依赖进行持续关注，并列举19世纪中期的巴黎艺术到20世纪90年代观念艺术的复兴来论证这一问题。这些论证包括杰克逊波洛克被他的经纪人拉入时尚圈，安迪沃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大众消费文化气息，艺术家斯图尔特文用波普艺术策略来应对波普画家（波普画家20年之后被证明是完全新一代的艺术家）时所遭到的敌视等。此书对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关系的论述极富创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前卫和大众文化之间做出严格区分（高雅和庸俗）的理论视角，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同时，书中对当代艺术批评中的体制范围的相关论述；也开启了我们对于西方由来已久的体制批评理论的了解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译后记
本书作者托马斯·克洛（Thomas E Crow， 1948）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他以论述艺术在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的写作而闻名。他早期对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颇有研究，也是美国新艺术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托马斯·克洛1948年生于伊利诺斯州，青少年时期随父母迁往圣地亚哥，196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波莫纳学院，接着在加州大学获取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同学包括塞尔热·居尔博特（Serge Guilbaut）（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艺术史和考古学教授。1985年出版《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此书被誉为艺术史最佳原创出版物而荣获艾利克·米切尔奖（ Eric Mitchell Prize ）。1996年他被聘为耶鲁大学罗伯特·雷曼（Robert Lehman）讲席教授并任艺术系主任。同年他发表了论著《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重点考察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近些年来，他开始涉足美国现代和当代艺术领域，出版有《六十年代的崛起异见时代的美国和欧洲艺术》（ The Rise of the Sixties: American and European Art in the Era of Dissent，1996）。20002007年，他成为盖蒂艺术研究所主任，2007年9月，被聘为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现代艺术罗莎莉·索罗（Rosalie Solow）讲席教授。同时，他也是《艺术论坛》的特邀编辑，2015年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A. W. Mellon Lectures）主讲人。托马斯·克洛的研究方法跟随其导师著名艺术史家 T.J.克拉克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路径，更多的从艺术作品的历史社会语境和社会接受情形来研究艺术及相关问题。当然，这一点也使得他饱受争议。眼下这本艺术史论集，汇集了托马斯·克洛11篇重要的艺术批评论文，范围涉及前卫与庸俗、艺术与市场、摄影、特定场域艺术、视觉文化与概念艺术等诸多课题和领域。他富有洞察力地考察了19世纪巴黎大众文化中的马奈，对纽约画派中那些与媚俗商业杂志关系密切的画家做了尖锐的揭示，考察了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及其它现代艺术运动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质疑了一直以来被普遍认可的现代艺术与大众世界的对抗关系。当然，在这些主题之中，全书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依然非常明朗，那就是：前卫艺术一定就持有与大众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吗？前卫艺术家们总是在象征意义上成为普通大众的敌人吗？这些问题在当今艺术界非常盛行，尤其是近些年以来，当精英主义、经典杰作、天才原创等等概念遭受全方面质疑之时尤为如此。在这本极富启发力的书中，这位杰出的艺术史家向我们展示了前卫艺术与现代大众文化之间强有力的联系。克洛认为两者之间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格林伯格所区分的那么绝对和严格，甚至，前卫艺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众文化。他举例，从19世纪中期的巴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概念艺术的最新复苏，无论是印象派绘画中那些休闲娱乐场所、酒吧舞厅，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波普艺术、大众摄影、广告进入前卫艺术领域；无论是绘画的主题题材，还是当代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方式，种种案例都表明了托马斯·克洛持有的一个观念：大众文化从一开始便决定了高级艺术、前卫艺术的产生方式，大众文化是前在的和决定性的，而高级前卫艺术只是它的一个结果。他清晰而雄辩地论证了这一点。托马斯·克洛的论证过程值得一提，他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特点非常鲜明的插曲来进行的。比如，杰克逊·波洛克是被他的第一个赞助人拉入了时尚圈，使得他的满幅泼溅画经常成为各种时装秀的背景板；安迪·沃霍尔60年代那些意图明确的作品，使得他一直葆有一种小镇情绪，他经常搜集一些大众新闻事件图片来制造一些话题；斯图尔特文（Sturtevant），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女艺术家，她将波普艺术的策略反过来对付波普艺术家自身，而这一策略被20年后的新一代艺术家们彻底采用；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他的复杂创作中使用了一些业余爱好者们的摄影照片；戈登·玛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去一些被丢弃的建筑中寻找雕塑的原材料；罗丝·布莱克纳（Ross Bleckner）用一些腐朽破败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低俗作品来重新塑造自己80年代以来的绘画；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Christopher Williams）则用旅游产业的心理地图重新制作成高级概念艺术。在这些案例和插曲背后，托马斯·克洛对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详尽地探讨，尤其是在全书的第一篇论文《视觉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中，他几乎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他指出：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天然的亲密联系，作为现代艺术承担者的前卫艺术不断在高雅文化和大众亚文化之间进行渗透，打破等级之间的平衡，从而形成与文化工业合谋下的现代艺术。这样一种现代艺术既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时又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妥协性。毫无疑问，这一论点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主义艺术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视角。首先，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图像符号等）之间存有彼此的身份认同关系。马拉美、西涅克等人曾提出，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发生的关系，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战略，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彻底的形式自主，本质上还是一种等级论。克洛把他们的主张同20世纪格林伯格关于前卫与庸俗的观念联系起来，倾向于认为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是存有严格的界限和等级的，这是前卫和庸俗的根本区别。其次，前卫艺术与亚文化之间有某种同质性。二者都是从边缘化中开始的，作为批判性艺术的前卫艺术在整个广阔的社会战线中都是反抗性的，这种反抗性并非退回到审美自律的飞地，而是与艺术之外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克洛认为，前卫艺术和亚文化在一个共享的公共空间里表达对社会的对抗和不满，前卫艺术从亚文化中提取出了独特的前卫的视觉图像符号和识别机制（克拉克的艺术通过对惯例视觉机制的反抗和呼应来达致对社会的影响）。第三，前卫艺术是文化工业的一个研发部门。这是克洛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前卫可以被看做是高雅和低俗之间的一个中间代理人，同时又是文化工业用来研究开发的职能部门。通过从边缘大众文化中对日常图像及符号进行精挑细选的挪用，高级艺术家们从日益管理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中寻找出一块保留有生动鲜活生活的社会实践区域。他们将其进行提炼和包装，以满足精英阶层和具有自觉意识的观众需要。大众文化通过制造差异和无序来开启抵抗和规避，试图反抗和讥讽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但文化工业则进一步通过弥合分歧、削除自主性来遏制和收编，试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来配合金融系统的运转。而前卫艺术正是这二者之间进行转化的最佳通道。克洛把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放在发生学上的同一层面来考察，认为二者是共生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对于打破我们关于前卫与庸俗的固有僵硬划分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便到了今天，当我们在思考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当代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等等重大课题时，克洛的研究依然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本书的翻译耗时三年之久，译事艰难，我们通力合作，始得在工作和学习之余，译完全书。作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托马斯·克洛的地位十分重要，国内尚未有其著作中译本问世，而这本《大众文化中的现代艺术》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能参与此书的翻译，深感荣幸，这一点还要特别感谢沈语冰老师对其著作重要性的肯定，以及对我们翻译工作的信任。同时还要感谢编辑郑晓对我们翻译时限的一再宽容。吴毅强翻译了本书的17章，陶铮翻译了811章。最后为求译文通达，我们彼此校译了数遍。即便如此，由于原文相对艰深，再加上我们英文和专业能力有限，其中难免有纰漏甚至错误。沈语冰老师在百忙中通读了我们的译文，校正了不少误译或漏译。毛秋月师妹也帮我们校译过一遍，在此一并致谢。但迫于出版时限，译稿疏漏之处仍或不免，我们以此求教于诸位方家，以期今后再做修订！
译者2015年5月10日
托马斯克洛（Thomas Crow），耶鲁大学艺术史罗伯特雷曼讲席教授。著有《18世纪巴黎的画家与公共生活》等，曾获米切尔艺术史奖，被认为是当代最活跃的艺术史家之一。吴毅强，艺术批评家、青年学者、新浪专栏作家、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西方艺术理论翻译和艺术批评理论研究。当前的学术重心主要集中在艺术社会史及艺术体制批评理论研究、摄影批评、视觉文化研究。陶铮，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译有《杜尚之后的康德》（合译），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现任教于浙江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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