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度屏风里》屏风是一件特别的物事，在中国古人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远古时代，屏风只是一种遮风避雨的实用工具。进入等级社会后，屏风逐渐演化为一种权力符号。随着物质的丰富、文化的繁荣，屏风被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屏风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皆因其暗合了中国人含蓄而不张扬的处世哲学，承载着古人对政治秩序的诉求，寄托着文人墨客的理想情趣，真可谓是，千年风雅史，风流一丈屏。《鸟度屏风里》以时间为经，以屏风演变和鉴赏知识为纬，同时填充大量充满趣味和文化意义的史料细节、故事、绘画作品，阅读《鸟度屏风里》，就是阅读一部妙趣横生的中国文化史。
中国最古老的家具究竟是什么？既不是凳子，也不是桌子；既不是床榻，也不是几案。答案令人意想不到，居然是屏风。
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人类是如何创造出屏风这一古老家具的。上古时期，人类从蒙昧一步步走向文明，为了拓展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人类从穴居的山洞走向平原，居住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住在树上的，称作有巢氏，他们像鸟一样在树上筑巢，以躲避野兽的侵袭。而另一部分人，在平地上挖坑构木为巢，过起了半地穴式的生活。《易经》中对这段历史有精彩的描述：上古穴居而野，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屏风也就随着穴居生活而走进了人们的日常。
两汉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贸易的发展，为汉代艺术提供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物质背景。在精神领域，黄老思想盛行，儒术独尊，汉文化因而兼得理性务实和奇谲浪漫。这也表现在汉代贵族富豪的生活当中，在坊宇显敞、高门纳驷的宅邸中宴请宾朋，必然需要与之相适的奢华考究的家具陈设，屏风以其象征性意义和装饰性作用而备受人青睐。
屏风的作用也不仅局限于挡风和遮蔽，而是逐渐向装饰方面演变，成为改变室内陈设布局的轻便隔断工具。后汉李尤在《屏风铭》道出了当时的屏风功用：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汉代屏风相当流行，种类也有所增加。除了附属于床榻的围屏、用于室内隔断的挡屏外，还有独立使用的座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佛教文化、玄学等盛行，文人们开始了文以缘情的创作阶段，屏风创作受此影响，装饰功能在此时更受重视，常用的屏风画题材为历史故事、贤臣、烈女、瑞应之类。在形制上，魏晋南北朝时的屏风继承了汉代屏风的形制，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其材质与汉代基本一样，仍为木制、漆制、玉制、绢制等几种；其形制仍多为单屏式。虽然魏晋时期的屏风仍以单屏式居多，但曲屏自汉代出现以后，在魏晋已经开始流行，并出现了多种变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的朝代，国家一统、经济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文学艺术相互交融，故而唐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异常丰富。当时的人们也制造了各种美丽的事物来装点世界，这在唐代的日常器物中亦有充分表现。屏风作为美的载体，亦因其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象征而得到了上至权贵下至普通百姓的追捧。再加上唐代小木作工艺、金银工艺、漆工技艺、螺钿等工艺的发展和绘画艺术的繁荣，屏风在唐代有了很大发展。此时期纸书画屏风盛行，画屏和诗屏尤其受到青睐，对唐代诗歌和画作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唐灭亡后，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大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宋初。而屏风因多变的政局仍延续了唐代的制式。入宋以来，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自身，也更关注日常生活，享乐之风盛行。宋朝繁盛的文化，也为屏风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滋养的温床。屏风日益普及，几乎是有堂必有屏风。通常在厅堂的正中间都会有摆放，其他家具的陈设也以屏风为背景，如在屏前设榻，或放一对绣墩，以备宾主对坐。屏风也常常被置于室外，这在宋画中也可得到印证。由于高足家具的应用，屏风在分割室内空间布局上的作用日益突出，改变了过去以床榻为中心的布局。在形制上，宋代屏风有了明显的变化，底座已由汉唐五代时简单的墩子，一跃而成为具有桥形底墩、桨腿站牙以及窄长横木组合而成的真正的座 ，至此完成了座屏的基本造型。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两种小型屏风：枕屏和砚屏。
总的看来，宋代屏风的造型、装饰以及象征的诸多功能对后世影响很大、以书画作为装饰，使用各类石材作为屏心，屏框内分割小格等形式与做法直到明清还在普遍使用。
金，是位于今日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的政权。
身为游牧民族的女真，其文化深受汉族影响，在艺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其中戏剧较为突出，出现了元好问等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从《金史》的记载中可以发现，金代的宫廷生活比起宋代的宫廷生活，其奢华程度竟然毫不逊色。其宫中摆设也多受中原文化影响，皇帝身后摆放有屏风，贵族家中精美的屏风也很常见。但他们仍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日常起居以席地而坐为主。在这个时期，与宋的战争中，金朝攫取了大量的财物，而宋室南迁后，也无力与金抗衡，一味求和，每年向金进贡大量财物，其中就包括紫檀屏风等硬木家具。这从侧面说明，在屏风的材质、形制等方面，金朝延续的是宋朝的。
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南宋之后，虽然元朝统一了中国，但战乱未息。到了明代，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明朝的文化在继承了历代优秀传统的同时，空前活跃。各类艺术也达到了巅峰。手工工艺在其中独树一帜，比如髹漆工艺、琢玉工艺、刺绣工艺、紫砂工艺、制瓷工艺、木匠工艺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明代的家具，造型优雅、线条流畅，结构合理，风格简约，成为中式家具的典范。至今仍以其独特的文化韵味，令人痴迷。
在此基础之上，屏风较之宋代也有了新的变化。用于厅堂正中的座屏，入明后一部分已变成了直接落地固定的墙屏；明中期以后，屏座横木下沿逐渐出现了披水牙子；晚明时，屏风底座有加宽变复杂的趋势。屏风的基本形制也固定下来，有曲屏与座屏两大类，枕屏在此时逐渐消亡。在明末，部分座屏底座之间的横木上出现了矮老加绦环板，形制很像清代插屏的底座，但还未发现明代有插屏的记载。
作为文化的承载体，屏风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一个朝代的文化气质。在明代之前，屏风的形制一直继承了自商周以来的质朴的风格。从汉唐到宋元、明代，屏风的制式大多简约、空灵。而到了清代，奢华、繁缛成为主流，清代的屏风力求玲珑剔透，强调装饰性能。清代的屏风，不仅种类齐全，制作手法也愈加多样。在乾隆年间，各种工艺制作技艺日益发展，北京的珐琅、广州的牙雕、苏州的刺绣、扬州的剔红等工艺皆被用于屏风制作当中，使得这一时期的屏风艺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屏风对家具、建筑的影响
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屏风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它本身所具有的阻挡与遮蔽功能，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渐渐被人忽视了。屏风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哲学密切相关。古人讲究含蓄，奉行中庸之道，注重隐私，不事张扬。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决定了屏风这种器物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不同的人都在屏风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功能。皇帝把屏风作为权力与尊严的象征，大臣们把屏风作为教育警示的工具，文人雅士把屏风作为艺术品，摆放在厅堂中欣赏，平民百姓则把屏风作为遮挡寒风、隔断空间的器物。
早在商周时期，屏风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礼器，被设置在天子身后，象征权力与尊严。那时的屏风叫作黼扆。黼扆的形制是以木为框，框内镶板芯，板芯裱糊绛帛，上面画斧纹，斧形近刃处画成白色，其余的地方为黑色。到了汉代，这种器具才有了屏风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从商周开始，天子身后一定要设置屏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代。
当把屏风这种普通的家用器物赋予了政治内涵之后，屏风就从桌椅床柜等家具中脱颖而出，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器物。在几千的历史中，历代帝王不断赋予它新的功能，比如，自汉代开始，皇帝便把自己喜爱的绘画以及座右铭作为屏风的屏芯，它既可以装饰宫殿的环境，使其具有雅致的、超凡脱俗的意境，又可以警示自己以及朝中大臣。
由此可见，屏风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对日常所用的家具器物以及建筑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就家具而言，有些家具是直接从屏风中派生出来的，比如隔扇。在大的厅堂内，把屏风固定起来，把大的空间分割成相对小的空间。此时的屏风就成了隔扇。隔扇的上部，由窗格与屋顶相连接。隔扇的结构与曲屏基本相似，由大木框、抹头、绦环板、窗格及屏芯组成。能够开合的隔扇，称为格子门。明清民居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常以这种方式分隔室内空间。
另一种由屏风演变来的家具称为碧纱橱。这种曾在明清两代使用极为广泛的家具如今已经消失了，难觅其踪迹。碧纱橱其实就是用固定的隔扇在室内隔出的一个空间。隔扇上裱糊绢纱，女眷不便抛头露面，可透过纱隔参与大堂中的活动。把这个空间称为橱，不是因为它与橱相似，而是形容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在《红楼梦》第三回里，林黛玉初到贾府，贾母就把林黛玉安排在她房内的碧纱橱中。贾母说：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儿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可见碧纱橱内安置有床榻，可以睡人。其实，碧纱橱这个称谓，早在唐代就出现了。
唐代诗人王建的《赠王处士》中写道：松树当轩雪满地，青山掩幛碧纱橱。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也在《玉楼春》中提到了碧纱橱：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纱窗下睡。碧纱橱主要由槛框、隔扇、横破等部分组成。十二扇隔扇，除两扇能开启外，其余均为固定扇。在开启的两扇隔扇外侧安上帘架，上安帘子钩，可挂门帘。碧纱橱隔扇的裙板、绦环板上做各种精细的雕刻，通常是两面夹纱的做法，上面绘制花鸟草虫、人物故事等精美的绘画或题写诗词歌赋，具有极强的装饰性。
受屏风的影响，在清代，座钟也被制作成屏风的样式，如苏钟和广钟。
苏钟是清代苏州地区制造的座钟，早期被称作南京钟。南京钟因其起源于南京，所以以此命名。后来，南京钟的制造地遍及江苏，人们普遍称其为苏钟。因这种钟的外壳造型仿造中国传统的插屏模样，又有插屏钟之名。广钟是广州地区制造的座钟。相比起来，广钟的式样较多。广州是清代最早开放的商埠之一，深受西洋文化影响。故此，广钟的式样有教堂、人物雕塑等。除此之外，钟表匠人还创造了亭台楼阁、佛塔园囿、聚宝盆、宝葫芦、插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样式。
把墨制成插屏形状，是制墨匠人的独创。墨是文房四宝之一，它不仅实用，而且也是一件融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品，具有收藏和鉴赏的双重价值，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自宋代以后，墨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书案上的陈设、欣赏品。这就要求墨不仅要质地精良，而且形式与装饰也要美观。这就促使墨形成了一种工艺美术门类，成为人们珍藏的艺术品。至此，墨不再是实用品，而成了一种仅供欣赏的艺术品。比如把墨制成古琴、元宝、古筝、圆鼓、茶壶、鼻烟壶、铜镜等形状，也有在墨上刻画亭台楼阁、寒江垂钓、仕女人物等图案的。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有一句诗：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描写的正是这种赏墨之风。这种玩墨鉴赏之风，至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更加盛行，并开始出现了成组成套的丛墨。墨的形状与装饰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已达到纷然不可胜识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文化对于西方艺术风格的浸润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西方钟表设计师，深受中国玉雕、漆雕和丝织品装饰纹样的影响。设计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钟表样式。卡地亚珠宝设计师更大胆地借用中国艺术品，将其直接植入新作品的设计之中，让东方元素与西方工艺完美共融、浑然一体。1926年卡地亚设计的插屏式座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插屏式座钟的钟盘是由中国白玉浮雕插屏的局部制作而成，两面为精美的雕玉钟盘。正面的指针制成了龙的形状。反面，一条珐琅质的龙霸气十足地守卫着精美的中国山水浮雕。
屏风对建筑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影壁上。比如在北京的四合院，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面影壁。影壁古称萧墙。《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是源于此。按照郑玄的解释：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萧墙的作用最初也跟屏风一样，是为了遮挡。但不是为挡风，而是为了遮挡人的视线。但发展到后来，它也同屏风一样，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成了尊严、地位、权势的象征。影壁按建筑结构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式的，另一种是借山式的。独立式影壁单独立在大门入口处，由青砖砌成。下面为须弥座，上部为墙身，顶部以砖仿木，做出檩椽斗拱，起脊挂瓦。影壁的中心部位，刷白灰，绘瑞兽、花鸟、吉祥图案，或镶嵌砖雕。远远望去，就是一座用砖砌成的屏风。所谓借山式，就是在厢房迎着院门的一面山墙上，做出影壁，底部没有须弥座，上写吉祥文字或绘花鸟，或镶嵌砖雕。
在皇家建筑以及王府建筑中，影壁逐渐演化为皇权以及权势的象征。在紫禁城中，每座院落之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影壁。著名的九龙壁，则把影壁所承载的内涵发展到极致。九龙壁是一座用五色琉璃建成的巨大影壁，这里的九和五的含义是阳数之中，九是极数，五则居中。九五之制为天子之尊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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