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文化读本_中共南阳市委宣传部 _9787303217755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读本编写得有声有色，语言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学色彩。在尊重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前提下，兼顾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文学性、可读性。在史料的甄别上不失其传播历史知识和介绍南阳风土人情的科学性、准确性、客观性。可以说，编写这个读本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我也相信，《南阳文化读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弘扬和传承南阳文化精神，从更大的层面上传播南阳文化必将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必将为守护好南阳的文化家园，激励南阳人热爱自己的文化做出它的贡献。

《南阳文化读本》：

　　4.绽放的石头——南阳汉画像石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河南大旱，第二年严重饥荒。河南省政府派河南通志馆编修、南阳白庄人张嘉谋（字中孚，教育家）回乡赈灾。赈灾过程中，他发现老百姓家的墙基上有青石，青石上有画像。张嘉谋见过山东武梁祠的汉画像石，所以他一下子感到惊异非常：这不也是汉画吗？我们南阳也有汉画吗？自此他就留心了，一留心，竟然发现南阳地区的墙壁上、路面上、桥梁下、猪圈里，到处都有汉画像石。他一面赈灾，一面采集，短短两个月，就采集了数十幅。张嘉谋回省城后，就把这些拓片交给了时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关百益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南阳汉画集》。这就是鲁迅先生看到的那本关百益的汉画选印本。鲁迅先生在致台静农的书信中说：“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亦多凡品……南阳汉画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

　　关百益的《南阳汉画集》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南阳汉画的面纱，震动了考古界和艺术界，也震动了大文豪鲁迅。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南阳汉画倾注了极大心血，托人收集，指导拓印。鲁迅先生总共收集南阳汉画像石拓片241幅，多为精品，直到生命垂危之时，还在整理、筹划用珂罗版印制新画集。鲁迅先生的日记，有多处关于收集汉画像石的记载，1935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南阳汉画像拓片六十五枚，杨廷宾（建筑学家杨廷宝之弟）君寄来，先由冶秋（王冶秋，作家，鲁迅好友）寄泉州。”1936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热，下午雨。得王正朔（南阳内乡人，中共地下党员）信并南阳汉画像石六十七枚，夜复。”《鲁迅书信集》中也有多封关于南阳汉画的通信。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与王正朔的一封通信中，我们可体会出先生对南阳汉画的倾情之恳切和临终前遗愿未偿的憾恨，“正朔先生足下：顷奉到八月十四日惠函，谨悉一切。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日收到无误。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故无妨也。知关锦念，特此奉闻，并颂时绥不尽。周玉才顿首八月十八日。”鲁迅感叹“唯汉人石刻深沉雄大”。他认为，这些看似古老残缺的汉画像石依然留存涌动着新鲜的艺术生命的信息与光芒，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升期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在民族贫弱的时候，这种精神气质尤为可贵。可见，在对待南阳汉画像石的态度上，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味地清赏、把玩、消遣，他还有呼唤和提振民族精神的大愿在。这和他文学创作的指向是一致的。

　　对南阳汉画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另一位南阳人孙文青。孙文青，名朴翰，南阳社旗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省立南阳五中（现南阳一中）任教期间，受张嘉谋影响，常流连于校内廊阶之间，最终发现这座学校（原校址为弥陀寺，俗称东大寺，元时所建）的墙壁嵌有许多汉画像石。这位数学教师一下子因此而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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