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三辑）_魏彦红，卫立冬，耿春红等编_9787553105116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三辑）》是学术类图书。衡水为大儒董仲舒故里，董仲舒为影响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孔子、董子、朱子）。研究与弘扬董子文化成为衡水学院学报的办刊宗旨。2013年已经出版两辑《董仲舒研究文库》，此次更名的书籍内容即为文库的续辑。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三辑）》主要收录“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是衡水学院学报发表过的文章，一部分是从其他期刊中收录过来的文章（经得了作者授权，并标注出处），一部分是尚未发表的新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国内外进行董子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进展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些作者主要包括张岱年、周桂钿、黄开国、黄朴民、吴光、余治平、邓红（日本）、刘国民等知名学者。内容涉及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阴阳五行学、哲学与宗教学、政治思想等多方面。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第三辑）》：
　　一、礼仪之邦：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产物
　　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是儒学价值观制度化的产物。这是礼仪家教作为构建礼仪之邦基点的前提。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即以礼治国，这一主张在汉代以后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儒家之礼仪集中表现于“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内容包罗了政治制度、宗教仪式、法典刑律、道德规范、日常生活准则等。广义的制度是指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儒家之礼仪正可以这样的制度概念予以概括。对于价值观念之“仁”和制度规范之“礼”的关系，孔子认为前者必须通过后者才能得以普遍实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因此，礼仪的实施就是儒家价值观制度化的落实，礼仪之邦就是在这落实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显然，礼仪之邦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儒学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而这又是通过确立礼仪即儒学价值观制度化而实现的。儒学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无疑是在汉代。但这并非如一般人们印象中那样简单：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儒学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就得到了确立。历史的事实是：汉武帝宣示“独尊儒术”的53年以后.在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官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等儒生展开激辩，前者批驳后者的儒家重“仁义”的价值观，并明显地占据了上风。这表明儒学价值观即使在最高领导层内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盐铁会议是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继汉昭帝之后的汉宣帝还是强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
　　历史从西汉演进到东汉，公元78年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这距盐铁会议已经有近百年之遥。陈寅恪认为根据这次会议编撰的《白虎通义》标志着儒家三纲五常价值观通过制度化而得以确立。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在他看来儒学价值观在汉代以后的有效确立，不在其思想学说之精深（就此而言不如佛道），而在其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化：“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苟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人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之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所谓“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就是指儒家礼仪对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制度的影响，这说明了儒家价值观依托礼仪而成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国社会。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成了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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