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于1956年首次出版，是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代表作之一。米尔斯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文献及事实材料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分析，指出当时美国社会结构特别是权力结构的特征和实质，即美国当时是由军事领袖、企业富豪和政治董事构成的权力精英阶层进行统治的大众社会，而非自由民主的国度。该书出版后震惊了整个美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权力精英》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但如其他经典著作一样具有持久影响力，这本书仍按照原版出版了60年就是一个明证。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社会权力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来面对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启发我们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权力在社会中是如何分配和运作的，以及精英、权力和民主的关系等，值得每一代人仔细阅读。同时，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构成与演化也有一定的启发。
第5 章 超级富豪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觉得美国的巨大财富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创造的，或者至少是这些财富被1929 年的股市崩盘永久毁灭了。除在得克萨斯以外，人们觉得已经不再存在超级富豪了，即使存在，他们也只是即将逝去的年老继承者罢了，他们将把数百万的财产留给收税员或喜欢的慈善机构。在美国，曾经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豪，但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所有人都只是中产阶级而已。
这些想法并不是十分正确。作为一台生产百万富翁的机器，美国的资本主义的运转状态，要好于这些荒谬的悲观情绪所表明的状态。我们中间仍然存在很多超级富豪和百万富翁，而且美国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构建的组织机构，造就了一批拥有新型权力和特权的新型“富豪”。他们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企业富豪，他们当今的财富和权力，能够比肩世界历史上任何地点或任何时代的任何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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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学术界改变他们对超级富豪所在的大企业圈子看法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当大人物们第一次出现在印刷物上时，新闻界的狗仔们就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找到了他们的对应物。在30 年代，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大肆搜刮钱财，另一方面又避免自己恶名远播，就像古斯塔夫·迈尔斯（Gustavus Myers）被忽视的作品成为现代图书馆的畅销书，以及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和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一样。而现在，伴随着战后的保守趋势，强盗贵族们正在转变成工业政治家。充满宣传意识的大公司正在书写自己的辉煌历史，并且权贵们的想象，正逐渐演变为对具有创造力的经济英雄的构想，企业高管们获得了管理公司的权力，凭着良好、坚定的感觉去发展业务。就好像无法对企业100 年的历史非常了解一样，人们只能通过经营管理细节的政治镜头仔细看历史。
过去和现在都广泛存在对超级富豪真相的两种解释。第一个是源自八卦记者，其中古斯塔夫·迈尔斯的观点最为精辟。他的作品用丰富翔实的材料来诠释巴尔扎克的格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作为内战后时代企业大亨们的新称谓，强盗贵族们突然降临到公众面前，就像一大堆女人在周六早晨涌进特价区一样。他们利用全国的资源，在他们之间进行经济战争，兼并重组，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个人资本，并用尽所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折扣而与铁路签订协议；他们购买报纸和收买编辑；他们消灭与之竞争的独立企业，并且雇用技能高超的律师以及有名望的政治家来维持他们的权力，保障他们的特权。这些新贵们身上具备一些有魔力的东西，叫他们是强盗贵族并不仅仅是修辞的说法。或许没有捷径可以迅速积聚一亿美元，但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却可以获得，而且也能使占有者保持清白。如果所有的巨额金钱都来之不易，那么所有容易到手的财产都是安全的，巨额的。因此可以想到，以企业的名义从一千万人那里收取每人十美分的硬币，要好于拿着枪从10 家银行那里每家银行拿10 万美元，而且前者也更安全。
超级富豪的这种严酷形象经常会受到挑战，理由并不在于事实中出现了任何错误，而是在于这些形象是源自从合法性、道德和个性方面进行的预测，以及考虑有产大人物们在他们的时代和地点所发挥的作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最巧妙地总结，财富大亨们被视为是站在横扫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持久创新风暴”的关键点上。通过他们的个人智慧和非凡努力，他们创造和合并了拥有新的技术和财务技巧的私人企业，这些技巧以及它们所呈现的社会形式正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发动机，并且创造和控制这些技巧的大人物们就是资本主义原动力的变速器。熊彼特在此基础上，将一种资本主义进步理论与一种社会阶层理论相结合，用来解释商业巨头的“创造性破坏”，实在值得赞赏。
关于剥削者与创新者的这些有反差的形象并不一定是相矛盾的：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观察这些巨额财富的累积者的角度不同。马尔斯更感兴趣的是法律条件和违法，以及大富翁残忍的人性特质；熊彼特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各阶段的科技和经济变化中的作用，但他也运用了道德判断，他认为，在每一代人中，只有那些具备非凡智慧和精力的人，才能被他们要创造和聚焦的运动变化提升到顶层。
超级富豪的问题，只是关于个体如何与制度相联系，以及反过来特定制度和个体如何与他们发挥作用时所在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虽然人有时能建构制度，但制度始终是选择和形成人。在任何给定的时期，我们都必须平衡体制中的个体的性格、意志或智力，并允许个体行使这些特质与客观制度结构之间保持平衡。
通过像奇闻逸事一样提及作为个体的超级富豪的狡猾或睿智、独断或决断、天生的智力或神奇的运气、狂热或者超常的精力都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这些都只是不同的遣词造句而已，表现不同的道德尺度，用来描述财富累积者的行为。无论是迈尔斯常常倾向于认为冷酷无情和非法，还是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似乎更乐于谈论的远见、行业政治家才能等，都不能称为是解释，它们都仅仅是指控或辩护而已。因此，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对其成员个人特质的道德评判，不能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阶层的崛起。
由更为客观的环境提供的线索，或许更为有效，并且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我们必须了解个人特质以及机会的客观结构，这些特质允许和鼓励特定的人利用经济历史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客观机会。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在码头黑帮中崛起以及维持自身地位所需的个人特质，不同于在爱好和平的牧羊人之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特质。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明显的是，在1870 年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也不同于80 年代后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因此，在超级富豪的性格和风格中寻找他们成功的关键点似乎未能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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