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要地叙述了从古希腊人至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世界观的历史。我的宗旨，就是要在一卷本的篇幅内，条理清晰地描述西方思想的演变及其关于实在的不断变化的观念。近来在哲学、深蕴心理学、宗教研究和科学史诸领域所取得的种种进展，已使人进一步了解这种值得注意的演变。这里所提供的历史描述，亦因这些进展而大受影响且内容更为丰富，因此，叙述到最后，我凭借这些进展，为人们了解西方文化中的思想与精神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现在，关于西方传统的崩溃、文科教育的衰落以及努力解决当代种种问题所需要的文化基础的引起危险的缺乏，我们听说的已非常之多。在一定程度上，这类担心反映了人们面对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所感受到的不安与怀旧。不过，它们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的需要；正是因为有愈来愈多的好思考的男男女女认识到这种需要，我才撰写了这本书。那么，现代世界是如何达到目前这种状况的呢?现代思想又是如何衍生出如此深深地影响了当今世界的那些基本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呢?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这是一些十分紧迫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找出我们自身的根源——不是从对以往时代的观点和价值观的不加批判的崇敬中去找，而是恰恰相反，要去发现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历史根源，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我相信，唯有重温现行世界和世界观的更深一层的根源，才有希望获得对付当前困境所必需的自知之明。因此，西方的文化与思想的历史，可以用作应付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的一项预备教育。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这一方面历史的基本内容更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
不过，说实在话，我也想讲一个我认为值得一讲的故事。西方文化史似乎早就具备一部伟大的史诗般的剧本所拥有的动力、规模和优美： 古希腊与古典希腊，希腊化时期与罗马帝国，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兴起，天主教会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运动以及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必须接受的时代。气势磅礴和崇高伟大、一场场戏剧性的冲突和一次次惊人的解决，已标志西方思想一直在试图理解实在的本质——从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克雷芒和波伊提乌到阿奎那和奥康姆，从欧克多索斯和托勒密到哥白尼和牛顿，从培根和笛卡尔到康德和黑格尔，从所有这些人到达尔文、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再往后的人，均是如此。那种称之为“西方传统”的长期的思想观点的交锋，是一种我们大家心里都得承受其主要内容及后果的激动人心的冒险活动。史诗般的英勇精神已在苏格拉底、保罗和奥古斯丁、路德和伽利略各自的个人斗争中大放光芒，亦在由这些人和许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人物承受的规模更大的文化斗争中大放光芒；后一种斗争已将西方纳入其非凡的轨道运行。这里上演的是高雅悲剧，所以还伴有除悲剧之外的东西。
接下来的篇章是追述西方其主流高等文化的几种较重要的世界观的发展，重点放在哲学、宗教和科学三者如何相互影响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也许弗吉尼亚·吴尔夫关于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说的那番话也同样适用于伟大的世界观： “杰作的成功似乎并非尽在于它们摆脱了种种瑕疵——其实，我们能够容忍一切杰作中各种最严重的错误——而在于它们拥有一种已完全掌握自己观点的思想，这种思想又具有巨大的说服力。”我在这些篇章中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对西方思想在其演变过程中所掌握的每一种观点发表意见，并按照它们各自的主张分别予以接受。我并没有特别优先考虑关于实在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观念，其中包括我们现行的观念（它本身也是多方面的，正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相反，我以探讨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时所会采取的同样态度，去探讨每一种世界观——试图予以理解和欣赏，试图体会它的人文影响，试图让它的意义充分展现。
今天，西方思想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其重要性也许比得上我们文明史上的任何一场。我相信，我们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只能在那个程度上明智地参与这场变革。每个时代都必须重温自己的历史。每一代人都必须按自己独特的观点，再一次仔细分析并彻底思考影响自己对世界理解的种种观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按20世纪末叶那种极为复杂的观点来分析与思考。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这种努力。
希腊思想的衰落与保持
在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在整个罗马霸权时期，尽管希腊的文化力量仍持续存在，但古典希腊思想原来的模子却没能顶住这么多种新力量的影响。随着希腊化世界从地中海西部一直扩展到中亚，古典时代末期好思考的个人接触到了极为多种多样的观点。希腊文化最初向东的扩展，因东方（从地中海之东）的宗教潮流和政治潮流强有力地汇集到西方而彼此及时地相辅相成。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希腊文化因这种新的汇集而丰富，正如非希腊文化因希腊文化的扩展而丰富一样。不过在另一些方面，以城邦为中心的希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较早时候充满自信的洞察力与大胆的创造力。古典希腊其批判的个人主义先前已产生伟大的艺术与思想，不过也促成了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古典希腊易受马其顿征服的伤害；与此相同，希腊文化其离心的活力此时在古典城邦向一个范围大得多的、成分混杂的文化环境的种种颇有差别的影响敞开时，不仅导致了希腊文化的成功传播，而且还导致了希腊文化最终的稀释与破碎。这种新文明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诸小城邦的旧秩序的崩溃以及接连数世纪的不断的政治和社会动乱，使人深深地迷失方向。不仅城邦社区中的个人自由，而且还有对城邦社区的责任，皆因新的政界的巨大与混乱而暗中遭到破坏。个人的命运似乎与其说是由个人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种种巨大的非人的力量决定的。旧时的思想明晰似乎不再可获得，因此，许多人感到自己已迷失方向。
哲学反映了这些变化，并试图处理这些变化。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人们研究与追随的对象，但起源于希腊化时期的两个主要的哲学派系，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却具有一种不同的性质。尽管这些新的学派应该把许多东西归功于更早时候的希腊人，但它们主要是在伦理方面作些规劝，76是用以忍受难以预料的乱世的高贵的哲学屏障。哲学其性质与功能上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紧跟在亚里士多德对各门学科所作的拓展与分类后面的一种新的智力专门化的结果，这种智力专门化渐渐地将科学和哲学分开，使哲学局限于由相关的形而上学学说或自然科学学说支持的有关道德的一些见解。不过，除了哲学与更为广泛的需从思想上加以关心的种种问题的这一隔绝之外，这些希腊化学派的独特的哲学推动力，较少起源于了解神秘而又巨大的世界的那种激情，而是更多地起源于这样一种需要： 给人们以某种稳定的信念系统与内心的安宁，以面对充满敌意的混乱环境。这种新的推动力所带来的结果是，出现了比它们先前的古典哲学在活动范围上更受限制、更倾向于宿命论的各种哲学。遁世绝俗或摆脱激烈的情感，成了主要选择，而哲学在这两种情况下均采取一种更为教条主义的论调。
不过，斯多葛哲学，亦即各种希腊化哲学中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哲学，拥有早已给西方精神留下自己印记的一种目光远大且道德上有节制的高尚。斯多葛哲学，是由早先就学柏拉图学园的基提翁的芝诺，于公元前3世纪初在雅典创立的，后来又由克里西波斯予以系统化；这一哲学在西塞罗和塞内加、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利乌斯的罗马世界中特别有影响。按斯多葛派的观点，渗透整个实在的是一种有智慧的神圣力量，亦即使一切事物有序的逻各斯或普遍理性。人类只有使自己的生活和品格与这种最强大的天佑的智慧一致，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要自由自在，就得依照上帝的意志生活，因此，生活中最终至关重要的是灵魂的有德性的状态，而非外部生活的环境。斯多葛派心目中圣人的特点是，内心平静，律己严格，对义务认真履行，而对怪异多变的外部事件，则不感兴趣。支配世界的理性的存在，对斯多葛派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结果。因为所有的人都分享神圣的逻各斯，所以人人都是一个共同的人类社区亦即构成这一世界城即国际性都市的一个人类兄弟会的成员，而且，每个个人都被要求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从而履行自己对这一大社区的义务。
实际上，若将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换位到较少受限制且更为世界范围的希腊化时期的话，那么，斯多葛哲学是对这种哲学诸主要成分的一种发展。77相比之下，斯多葛哲学当时的竞争对手伊壁鸠鲁学说，通过坚持人的快乐的主要价值——给说成是摆脱痛苦和恐惧——不仅使自己有别于各种传统的宗教观念，而且还使自己有别于斯多葛派对行德和支配世界的逻各斯的那种忠诚。伊壁鸠鲁教导说，人类必须克服自己对民间传统中诸变幻不定的拟人神的那种与迷信有关的信仰，因为首先是那种信仰，还有对死后遭天罚的担忧，引起了人的痛苦。人无须害怕诸神，因为诸神并不干涉人类世界。人也无须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不过是意识的消亡，而不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惩罚的前奏。今生的幸福，最好能通过遁世绝俗、在几位朋友陪伴下培育一种悄然存在的纯粹快乐来获得。那种使伊壁鸠鲁的体系得以产生的自然科学的宇宙论，乃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物质粒子组成世界本体，其中包括终有一死的人的灵魂。这样一种宇宙论和当时的人类经验并非不相关，因为希腊化时代的平民，被剥夺了给划定界限的、位于中心的、不可分割的有序的城邦世界——城邦世界的共性并非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完全可能已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命运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命运有某种相似之处，因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奉各种自然力的命令，在一个不辨方向地扩展的宇宙的无中心的空间，作无规则运动。
那种由诸如埃利斯的皮朗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之类的思想家代表的有系统的怀疑主义，是对这一时代的思想转变的一种更为根本的反映；这类思想家认为，不可能知道有任何真理是确凿无疑的，唯一恰当的哲学态度是，将判断完全悬置起来。在阐发各种强有力的论点以驳斥对哲学知识的一切教条主义的主张时，怀疑论者指出，两个明显的真理之间的任何冲突，只有靠诉诸某一标准才能予以解决；不过，那个标准只有靠诉诸某个进一步的标准，才能证明其自身是正确的，因而，这就需要无穷尽地深入，诉诸一个个进一步的标准，没有一个标准是基本的。柏拉图学园（意味深长的是，它这时也接受怀疑主义，使其源自苏格拉底的一个主要方面获得新生）的一个成员阿凯西劳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凿的，甚至连‘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凿的’这句话，也不是确凿的。”诚然，在希腊化哲学中，为了论证人类事业中有许多方面是无用的，尤其是为了论证对形而上学真理的追求是徒劳的，时常熟练地运用逻辑学。不过，诸如塞克斯都之类的怀疑论者则认为，相信自己能认识实在的人，在生活中易不断遭受挫折与不幸。78如果他们能真正地将判断悬置起来，承认自己关于实在的种种看法未必是有根据的，那么他们就会获得心境的平静。若要既不确认也不否认认识的可能性，他们就应该逗留在无先入之见的一种平和状态中，等着看看什么东西也许会出现。
这几种哲学，虽然从其不同方面看，都是重要的、有吸引力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希腊化精神。神圣的实在，不是被看作对人类事务毫无反应，和人类事务毫不相干（伊壁鸠鲁学说），就是被看作，即便是天佑的，也是不能改变地决定论的（斯多葛哲学），或者被看作，完全不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可及的（怀疑主义）。科学也摆脱了以前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甚至亚里士多德身上可见到的神圣理解力的那种事实上的宗教推动力与宗教目标，变成更为彻底的理性主义的。因此，这种文化的感情需要和宗教需要便由各种神秘宗教——希腊的、埃及的、东方的——来更为直接地予以满足；这些神秘宗教提供了摆脱世界禁锢的途径，日甚一日地广为流行，在整个帝国繁荣起来。但是，这些神秘宗教虽有着专用于各自不同的神的节日和秘密仪式，却未能迫使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皈依自己。对这些人来说，古老的神话濒临消亡，至多也只适宜作为通情达理的谈话中所用的讽喻手段。可是，几种主要哲学的严肃的理性主义留下了某种精神需要。较早时代理智与情感的那种独特的创造性的结合，此时已分化。在一种特别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在一种繁忙的、城市化的、有教养的、世界性的文化环境中——好思考的个人往往缺乏不可抗拒的动力。亚历山大大帝统治前希腊那种古典的综合体已破碎，其力量消耗在那种扩散的过程中。
不过，由于若干引人注目的、从近代西方的观点看乃必不可少、值得称赞的文化成就，希腊化时期是一个特别丰富多彩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时期对较早时候的希腊成就予以确认，随之又对从荷马至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作品加以保存。各种文本，此时已有人收集，已有人作系统的考察，并精心地加以编辑，以便制定由各种杰作构成的最权威的真本书目。人本主义学问已被建立。新的校勘学科和文学批评学科得到了发展，演绎性分析与评论也已产生，所以，一些伟大的作品被确立为受尊崇的文化典范，以丰富充实以后数代人的思想。在亚历山大，《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亦得到了同样的编纂与校订，并因编译者的写作态度同荷马79史诗和柏拉图对话的作者的写作态度一样慎重而被视为典范。
教育本身变得既系统化又很普遍。为了从事学术研究，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精心组织的大型学术机构——亚历山大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帕加马拥有自己的图书馆，雅典拥有若干所悄悄繁荣的哲学学园。诸重要的希腊化帝权国家的王室统治者，皆资助公共学术机构，雇用科学家和学者当国家的支薪官员。公共教育制度几乎存在于每座希腊化城市中，运动场和剧场很多，希腊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高级讲授，变得到处都可获得。希腊的派地亚繁荣起来了。因此，较早时候的希腊古典成就，在学术上得到了巩固，在地理范围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古典时代的剩余时期中一直生气勃勃地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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