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王国》，19世纪末，探险家们着迷于全世界一块尚未标记在地图上的神秘区域——北极。1879年7月8日，美国探险船“珍妮特号”从旧金山起航，带着疑问和好奇，开始了迈向未知世界的探险。
本书生动讲述了19世纪后期著名的“珍妮特”号极地远征的惊险故事。作者有幸获得当事人留下的私人书信、航海日志，尽可能地还原了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展现了每位探险成员的个性及心境。另外，通过书中描述的媒体对新闻的争夺与渲染、隐藏在探险背后的帝国主义扩张、日益突破进步的科学发现与科技发展，《冰雪王国》为我们描绘出19世纪末迷人而充满惊奇的图景。
这是一部我们认识人类自身以及了解19世纪后期历史的精彩作品。有英文评论如是写道：“我一读完，就立刻翻开第一页重读了一遍。”
难以忘怀……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史诗，讲述了人类在极不寻常的北极背景下忍受的种种苦难……塞兹的书是历史和故事的精妙结合。
——《洛杉矶时报》
凭借着从故纸堆里翻出的信件和日记，对极地景观的亲身经历，以及讲故事的高超技巧，汉普顿·塞兹用魅惑的神力召唤着注定沉没的美国军舰珍妮特号和她勇敢船员们的英魂。随着戏剧化升级——在冰上、海上和陆地上——这些人的性格，以及他们英勇非凡的领袖愈发突出。翻开第一页，读者就会被吸引到冰上不愿离开，直到每个人的结局真相大白。
——卡罗琳·亚历山大，《忍耐》与《恩惠号》作者
汉普顿·塞兹是全美国豪迈而迷人的故事高手之一，他用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这个奇妙的冒险故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冰雪王国》远远不止是一个极地探险受挫的故事。塞兹描绘了一群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大胆、危险又有一些荒唐，他不仅讲述了一个经典的冒险故事，也细腻地描绘了美国历史上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即所谓的镀金时代。它的趣味性大大超过了多数历史著作。
——斯科特·安德森 ，《阿拉伯的劳伦斯》作者
作者简介
汉普顿·塞兹(Hampton Sides），美国历史学家、记者，《户外》杂志的获奖编辑，经常为《国家地理》杂志撰稿，还是畅销历史著作《恶魔踪迹》《血与雷》《幽灵士兵》的作者。他与太太安妮和三个儿子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
译者简介
马睿，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17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协调角色，出版过20余本中英文译作。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8月8日，小朱尼亚塔号再次遭遇大雾。海水变得桀骜不驯，几小时后，海面上刮起狂风，小小的船身在冰块密布的巨浪中上下翻腾。“每剧烈晃动一次，”德隆后来写道，“海水就大量涌上船来，水花四溅，船上的一切都淹没在水中，我们拼命往外舀水，但无济于事。”
风暴把海上原有的冰原变成了危险地带，又从周遭冰山上砍断新的冰块，将它们横扫入肆虐的大海。小朱尼亚塔号随时有可能粉身碎骨。“如今回首仍然令我战栗不已，”德隆写道，“我只能说，我们能够活着，完全是上帝创造的奇迹。”马丁·马厄在《先驱报》中报道称：“怒海的狂浪撞击着冰山，那些庞大厚重的冰块被劈开，以震耳欲聋的声响落入海中。小船和船上的一切眼看就要走向毁灭。我们身陷这可怕的地方，危险的冰块都是致命的兵器，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呼啸而来。”
狂风肆虐了36个小时，小朱尼亚塔号居然没有散架，待风暴渐渐平息，德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可怕冰原，但他仍然决心继续驶向约克角。他写道：“我可不愿意临阵脱逃。”但他的煤炭补给严重不足，船员们也都陷入饥寒交迫、浑身湿透的惨状。由于木柴和火种都被水浸透，他无法点燃锅炉。一名船员把一根摩擦火柴贴身捂了好几个小时，才总算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想尽办法，不久后终于把蒸汽引擎噼里啪啦地点着了。
德隆一整天都在破冰而行，但此刻他觉得，继续航行只是鲁莽愚勇。他必须考虑“那会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带来多大的危险”，他写道，说他觉得肩上的责任太重，“不想再担当如此重责了”。德隆与奇普上尉商量了一下，他越来越佩服后者临危不乱的决断力。8月10日，乔治·德隆上尉一反常态，宣布放弃努力。他说道：“已经不可能继续搜救北极星号的船员了。”他们已经冒险行进了400多英里，越过了北纬75度线。但现在，就在距离约克角只有8英里的地方，小朱尼亚塔号转身踏上了归程。
（德隆不知道，北极星号的所有幸存者——总共14人——已在那年6月被一艘苏格兰捕鲸船救出。他们被带到了苏格兰的邓迪，那年秋天才最终回到美国。）
德隆驾驶着小朱尼亚塔号穿越断断续续的冰原向南行驶。因为没有煤炭为蒸汽引擎供给燃料，他被迫因地制宜，把厚厚的猪肉片扔进锅炉里。
经过800多英里的往返航程，小朱尼亚塔号终于在8月中旬与母船团聚。布雷恩船长对小蒸汽轮船的这次航行任务没抱什么希望，但德隆却像英雄凯旋一般，受到了朱尼亚塔号全体船员的欢迎。“整艘轮船上的人兴奋得沸腾了，”德隆写道，“人们挥舞着绳索向我们欢呼。踏上母船的那一刻，我整个人裹在厚厚的毛皮里几乎看不见脸，但他们走上前来嘘寒问暖，仿佛我是死而复生一样。船长上来跟我握手时，激动得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朱尼亚塔号回到了圣约翰斯，又从那里返回纽约，9月中旬它抵达纽约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上岸后，德隆避开了新闻记者，悄无声息地溜到了妻女身边。
然而在夫妻重聚之后，艾玛立刻注意到丈夫变了。乔治在格陵兰度过了他的29岁生日，但变化与年岁无关，而是他整个人、他的神情举止都迥异于从前了。他像是生了一场热病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重返北极。他终日埋头于各种北极文献和北极地图中，并积极报名参加可能前往北极腹地的下一次海军探险。
艾玛写道：“这次冒险对他影响至深，让他不得安闲。”她开始怀疑丈夫在格陵兰岛上的梦想，他们前往法国乡间度假的计划将永远不会实现了。“北极病毒留在了乔治的血液里。”
那个基本的问题，曾经使得查尔斯·霍尔及以前的探险家们充满激情、不畏艰险的问题，也开始撕扯德隆：人类该怎样抵达北极，抵达之后会看到怎样的景象？那里有没有开放的航海路线？有没有不知名的鱼类和兽类，冰上有没有怪物，甚或某种消失的文明？这么多人相信那里有通往地心的漩涡，真是这样吗？有没有长毛哺乳动物和其他史前生物仍然在北极的荒野上游荡，这一路会不会还有其他自然奇观？或者有没有可能，极地根本就是另一番天地：因为受到大洋暖流的影响而绿草如茵？
艾玛说，他越是深思北极的问题，“就越渴望知道答案，那答案本身就足以让他满足。北极给他施了一道魔咒，从他返回纽约的那一刻起，就对北极的秘密魂牵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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