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荒野与美国思想_[美] 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侯文蕙，侯钧译_9787511112620

　　《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荒野与美国思想》从荒野一词在欧洲的起源开始，探讨了20世纪前欧裔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各种态度，以及他们对北美荒野地区的保护和发展的影响。《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荒野与美国思想》可供各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环境史研究人员及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学生阅读使用。

　　如《纽约时报》的社论表明，即使那些赞同荒野保留地的人也避免将自己置于进步和工业的对立面；最终确保对阿迪朗达克地区进行保护的论点同样具有支持文明的特征。纽约州公园委员会创立于1872年，目的是调查在阿迪朗达克山区建立一个公园的可能性，它的第一次报告就显出了上述的那种策略。委员们一开始就说：“我们不赞同建立一个昂贵的、仅仅为休闲而用的封闭的公园；在反对这种建议的同时，建议一项对木材进行单纯的保护的，关系到国家经济的议案。”尤其重要的是，这片荒野保证了纽约的河流和运河之水的正常供应。这个报告继续说：“如果没有来自这片荒野的溪流的稳定持续的水供给，我们的运河就会干涸，便找不到便宜的运输方式将本州西部的大量谷物和其他产品运往哈德逊河谷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荒野的保留和商业的繁荣被连接到了一起。
　　1873年，一个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杂志《森林与河流》声称，水域的观点决定着阿迪朗达克荒野保留的成功与否。它又说，向州立法机构提出这种论点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将阿迪朗达克的保留当做一个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来看待”。无论他们多希望是一个非实用的荒野，户外运动爱好者和浪漫主义者们还是意识到，单从这个角度的论点是不够的。最终他们还是情愿全力去支持水域观点的理论了。
　　到了19世纪80年代，伊利运河和哈德逊河水位下降的事实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883年秋天，一场强大的运动通过《纽约论坛报》开始发动起来，它申辩道，北部的荒野一定要得到保留，“因为它那里有重要的河流的源头，它们是我们身体和商业繁盛的保障”。其他报纸也加入了该运动，于是保留地变成了当时的地方问题。纽约市的居民原先对荒野的态度是很淡漠的，现在突然对那些据说正在剥蚀阿迪朗达克山的森林的木材公司和采矿公司非常愤怒。按照人们的预估，如果不保护林地，市内的水源就可能干涸，阶段性的旱灾将使州内的水路无用；在其他时候，水灾将淹没低地。显然，它对商业的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正如《纽约论坛报》言简意赅的表达：砍掉阿迪朗达克山的野生森林就等于“干扰下金蛋的鹅”。
　　由莫里斯·K·杰瑟普领导的纽约商会加入了争取保留地的斗争，并将纽约市在政治上具有实力的企业利益带入了行动。杰瑟普向立法者呈请道，拯救森林是必要的，因为“它们的毁灭将严重损害州内的商业”。而且，商人们相信，如果干旱断送了输送货物的方式——伊利-哈德逊航线，铁路便会拥有垄断权并任意提高运价。从这个角度来为阿迪朗达克进行辩护，是无需对荒野的热爱的。由于商业利益施加了必要的压力，1885年5月15日，州长大卫·B·希尔签署了建立一个715000英亩的“森林保留区”的法案，它将永久留作“野生的林地”。这个法律的目标是保留荒野，然而也是为了商业目的。
　　尽管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水域论点并没有考虑荒野地区的其他价值，而这是一些人越来越感到至少有同样重要地位的价值。有一位时事评论家认为，阿迪朗达克应当成为国家公园而非一个州里的保留区；在他看来，荒野对“人的重要性要高于那种单纯的工业和商业实用上的意义”。一个住在保留区附近的人在谈到邻近他的一处景观时说：“这是整个荒野中最野但也最美的地方，它的美就应当足以让它得到保护。但是，”他又说，“那种情感很难在我们的立法者那里得到认同。”然而事实与之相反，纽约的立法者们也正逐渐地注意到荒野的非功利价值。1891年，纽约森林调查委员会向州里建议考虑将森林保留区重新划定为公园。毫无疑问，它的理由中，对森林水域的考虑是个典型的理由；不过委员会也注意到，一个公园会提供一个“使我们高度紧张和过度工作的人民可得以休息、疗养和振作精神的地方”。1年之后，立法院建立了一个300多万英亩的州立公园。法案在言辞上显示出了一种动机上的变化：阿迪朗达克公园要成为“向所有为了健康和休闲的人免费开放的场所，成为保护本州主要河流源头所必需的林地和未来木材的供给地。”为休闲而保留荒野的理念终于获得了与那些更实际的论点同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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