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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定 价：7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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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5 8 7 7 0 5 4 4 9 9 2  作者用“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来形容宋朝，通过对各类记述宋朝文献和各种各样的宋画的解析，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可能为文明、现代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宋史爱好者。 写这本书，我不敢说批阅了多么巨量的史料，但自认为参考了非常多的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想写的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学术文章——宋朝的文明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我也不希望将文章写成“×朝那些事儿”这样的文化快餐。我更愿意以做学问的态度，来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书中或有“惊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吴钩
1.编辑Z： 初见此书，只想吐槽一句“可恶！宋朝比我们还Modern!”也因此才发觉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是当之无愧的。作者以“现代性”为线索，在书中布了一个大局： “瓦舍勾栏”，描述宋人过着像宋瓷一样的精致生活； “契约时代”，展示宋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 “全民皆商”，细描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年代； “共治天下”则充分体现了宋朝制度的分权与制衡之美。 此书内容之博达，作者用意之良苦，可以想见！宋朝社会的全面图景也像画卷一般展开来，随着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栏、贵族的娱乐活动、美食、节假日，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一一呈现，这个充盈着拂晓之光的朝代显现着不输于当今社会的人性化、法制化、商业化的迷人之处。
2.编辑Y： 该书是关于宋朝有趣、较好读的著作，充满了奇妙细节，引人入胜，极有说服力！比如宋代开封的城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比如《清明上河图》展示的酒店业“灯箱广告”；比如南宋杭州出现的“猫粮专卖店”；比如宋代大城市的“证券交易所”；比如诞生于宋代的纸币；比如宋朝高度发达的契约；比如宋代立法的“民主审议程序”；比如非常缜密的宋代司法程序；比如十分讲求分权制衡的权力构造……这些历史细节组合起来，便展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宋朝社会景象，让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天下宋粉”吴钩历时多年爬梳宋朝各类文献及宋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读者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并被吸引，一定会享受阅读过程并获益良多。 同时，作者精心挑选近百幅宋画（包括宋画局部）作为插图，四色印制，以让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宋朝文明，既适合专业人士，也适合大众阅读，更具有收藏价值。 3.吴钩：我为什么认为宋朝是较好的朝代（摘自吴钩在“澎湃新闻”的答问） sdaqjjkjl：有人说你是“宋吹”，你凭什么认为宋朝是较好的朝代？貌似吴晓波也说过，他愿意穿越到宋朝。 吴钩：我是宋粉，不是宋吹，因为我不吹，所说的宋朝成就，完全基于史实，并无夸大之处。其实严格来说，与其说我是“宋粉”，不如说我是“文明粉”。我不是粉宋朝这个王朝，而是粉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如果汉朝、唐朝或者明朝、清朝也有同样的文明成就，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汉粉、唐粉，或者明粉、清粉。 什么叫“文明成就”？我觉得“文明成就”不是指疆土特别辽阔，不是沙场杀敌如麻，不是耀兵异域扬我国威，不是万邦来朝。我心目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繁荣一些；生活富庶一些。套用徐老怪电影《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的话来说：一个字，就是老百姓过得更富足、更自由、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 滴答滴：都说唐朝的妇女很开放，那么宋朝的女性思想观念是什么情况？ 吴钩：唐朝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性观念上确实非常开放。唐人张垍的《控鹤监秘记》记载了一件事：安乐公主挑了个附马，“褫驸马裈，手其阴”问上官婉儿：“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儿说：“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儿的男宠，六郎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如此“开放”，只能用“不知廉耻”来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观念要内敛得多，同时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么呆板。恰到好处。 Gyttja：请问，两宋时期的普通民众是否过得很有尊严，他们的权益是否和读书人一样，得到了保护。此外，对于读书人的过度尊重，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吴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除非遇上乱世，普遍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财产权，古代政府尽管不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于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是严格禁止并给予惩罚的。其实这就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承认财产私有的现实，关于产权保护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备。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受到保护。这跟读书人是否被过度尊重没有关系。 亚丝娜de剑：民间流传的包青天、杨家将等人物形象和史料中记载的人物形象之间有什么差别嘛？ 吴钩：民间流传的包青天、杨家将故事，基本上都是元朝及之后的文人、特别是戏曲界文人创作出来的，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些故事是完全不靠谱的。举个例子，京剧《赤桑镇》是一出很有名的包公戏，改编自清代公案小说《三侠五义》，说的是包拯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包冕。然而，所谓的“包公铡侄案”决不可能发生在宋朝。宋代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如果包拯的侄子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必须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侄子案。 2786871：宋朝的军事真的很弱么？但，不是比汉唐还富有么？ 吴钩：宋朝的军事力量其实并不弱，你想啊，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再看南宋后期，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荡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没的。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较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残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 Celine：元对宋文化、经济方面致命的损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钩：这个问题我略说三点：1、“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2、“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3、“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恩恩哦吧：您是宋朝的超级粉丝，那在您眼中宋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吴钩：宋朝当然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她肯定存在很多问题，不然就不会灭亡了。特别当我们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宋朝，更是可以发现她的问题其实也挺严重。比如宋朝虽然整体上比较富庶，但还是也有许多温饱不保的穷人。再比如宋朝的政治虽然比较宽容，但也出现过以言获罪的事情，只不过对言论罪的处罚比明清时要轻得多。再比如宋朝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弱，但最后还是无法抵御强敌，令人扼腕。我之所以更愿意多说宋朝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被今天的许多人低估了，甚至被抹黑了，因此需要另一种声音来纠正视听感。 自由米来：听说宋朝吃得不错，较高档的食物是什么啊？ 吴钩：在中国饮食史上，两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中国人的食物开始从匮乏向丰盛过渡。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现在我们能够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宋人称为“脍”）、油条、汤圆、爆米花、各式糕点等美食与小吃，也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你去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上面收录了名目繁多的宋朝美食。至于较高档的宋朝食物，我提供一份张俊招待宋高宗的食谱（下酒菜部分），你自己随意感受下： 下酒十五盏： 头一盏：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嬭房签、三脆羹 第三盏：羊舌签、萌芽肚眩 第四盏：肫掌签、鹌子羹 第五盏：肚眩脍、鸳鸯炸肚 第六盏：沙鱼脍、炒沙鱼衬汤 第七盏：鳝鱼炒鲎、鹅肫掌汤齑 第八盏：螃蟹酿枨、嬭房玉芯羹 第九盏：鲜虾蹄子脍、南炒鳝 第十盏：洗手蟹、鯚鱼假蛤蜊 第十一盏：五珍脍、螃蟹清羹 第十二盏：鹌子水晶脍、猪肚假江鳐 第十三盏：虾枨脍、虾鱼汤齑 第十四盏：水母脍、二色鮞儿羹 第十五盏：蛤蜊生、血粉羹 自序 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 一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评价非常之高。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宋代武功远不及汉唐之盛，却何以大获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呢？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似乎还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 大概正因为看到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迁，又有许多汉学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 另一名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道：“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总而言之，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 二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福利化。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扩张化。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集权化。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文官化（理性化）。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法治化。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三 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着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 ——“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口贸易总额约为2000万贯。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 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 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四 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 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五 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 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 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 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唯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 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
吴钩，男，1975年生，居广州。历史研究者，近年致力于宋代史研究，被称为“天下宋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生活卷 社会卷 经济卷 法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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