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的前辈们_仲江，吉晓蓉编_9787108054708_浙江大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爱书的前辈们》为三联老一代前辈的后文回忆父辈在三联工作的经历的作品，以每位老三联人的子女或孙辈的角度，讲述老三联人的故事，其中包括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艾思奇、茅盾、孙冶方、胡绳、高士奇、范用、陈原等文化界和一般读者非常熟悉的文化名人。除文字讲述外，书中还附了上述老三联人在三联工作的珍贵照片，有很大有资料价值。

　　《爱书的前辈们》：
　　父亲萌发写回忆录的念头，是在“文革”前期；而动笔时，“文革”临近结束，已届84岁。说起来，提笔与搁笔都和史无前例的这场“革”文化“命”的浩劫不无关系。
　　“文革”中，父亲不写捧场文章，却写着另一种“文章”——外调材料，而且十分认真地写。自1967年7月到1969年7月的两年，父亲共接待了130多批外调人员，调查对象主要是二三十年代父亲的熟人。由于上海把三联书店打成了“反革命黑店”，所以涉及了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一批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因为这些调查关系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长期以来谨言慎行的父亲更加谨慎，他不放心外调人员的记录，总是提出自己来写书面证明材料。他字斟句酌地写，有的材料甚至写了两三天。
　　他的日记中对“文革”不着一笔。我想，也许这就是父亲对“文革”的态度：我怀疑，我不理解，我需要观察，所以我沉默。然而，他却在日记中记了每次来外调的详情：外调人员的姓名、性别，持哪个单位的介绍信，调查的问题，谈话的时间……一一记录在案。他是防备万一有人篡改他写的证明材料而加害被调查的对象时，他能有据可查。在日记中父亲有时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调查的内容，这多半是对一些年代久远的历史片段的回忆。有时，外调的是父亲关心的事，他就分外地热心，如有一次从外调人员那儿得知，杀害杜重远的凶手已在东北被抓获，父亲就特别兴奋。那天听说是来调查杜重远被害经过的，父亲虽前一天煤气中毒，头晕腿软，仍坚持下楼接待来访者。
　　显然，这些历史往事的调查，打开了父亲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自从父亲于1973年秋重新在报纸上“亮相”之后，就有老编辑动员他写回忆录。1974年父亲准备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我们便提出，是否先写回忆录，被父亲否定了。他认为，写回忆录单凭记忆是不够的，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来印证、补充或纠正自己的回忆。“文革”尚在进行中，做这些事情现在根本不可能办到。1974年11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因迁居交道口新居而停顿了。不久，又有人向我们建议动员父亲写回忆录，父亲仍未同意。他认为在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将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等到图书馆彻底开放，能查阅资料的时候再来写。
　　可是等到1975年底到1976年初，形势又骤然恶化。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又一次陷于绝望之中。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说：“现在，我打算开始写回忆录！”我们不解其意，因为当时更不具备写回忆录的客观条件。父亲解释说：“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拖到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希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这伙人下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虑现在就把回忆录写出来，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你们把它保存好，等到将来再公之于世。你们不是有台录音机吗？这次我想采取口述录音的办法，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那时，除了样板戏，一切文化娱乐活动都被禁止，我们和孩子们都爱好音乐，便从寄售店买了一台旧的盘式录音机，录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在家悄悄欣赏。我表示，口述录音是个好办法，比自己写省力多了，不过为保险起见，录音与笔记可同步进行。这样写作时就有两份材料，可以相互参照。父亲表示同意。
　　1976年3月24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录音。父亲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我站在三屉桌前操纵录音机，小曼和孙女小钢在一旁做记录。父亲打算从他早年鲜为人知的政治斗争生活开始叙述，第一次至第四次录音便是从1919年父亲结识陈独秀开始，叙述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父亲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已很新鲜，小曼和小钢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听得十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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