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在中华民族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能够被称得上是某一行当的圣人的屈指可数，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被尊称为“书圣”成为中国书法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影响中国书法走向的领军者，其高超的艺术水平与至高的书坛地位足以令后来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些对书法不明就里的人认为王羲之之所以在书坛能得此高位，完全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过度推崇，这种说法完全是将政治因素与艺术因素混为一谈，不错，由于皇帝李世民的推崇，对于王羲之书法的传播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帝王的推崇只是王羲之书法获得认可的一个重要推手，如果王羲之书法水平不高，即便在唐代由于李世民的推崇能够得以传播，唐以后绝对是不会被人所认可的。实际上唐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仍然代代被人顶礼膜拜、悉心研习，而且成为中国书法的正脉，这就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王羲之能够得享大名得此高位，完全是因为自己书法水平的实至名归。在所有字体当中，王羲之取得成就最大的还是他的行书，从技法层面来分析的话，王羲之的行书主要有如下几大贡献：一是改变了东晋以前书法用笔稚拙古雅的特点，而代之以轻盈灵巧、风流妍美，笔锋在他的手下完全达到了随心所欲曲尽其妙的境界，那千姿百态灵活多变的线条成为中国书法传情达意、震撼人心的独特载体。他将中锋用笔发挥到了极致，确立了中国书法几千年以来以中锋为正脉的规矩，同时为了充分释放和发掘线条能够带给人的美感，他又大胆地采用了以侧锋书写的用笔方法，中峰立骨侧锋取媚，将侧锋很好地作为中锋的有效补充，这是他对书法的一大贡献，这种做法的优点还在于打破了书法用笔唯以中锋为正途的狭隘的固化意识，树立了“只要能够表现书法的美，不拘中侧锋”这种正确的书法观，使得书法线条的表现性挣脱了束缚，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结构上，王羲之也一改东晋以前古朴浑厚、稚拙含蓄的特点，而是改为俊逸潇洒、飘逸多姿，特别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原则的提出，更是使得王羲之书法的结构具有了无限的包容性，正如儒家思想里所提倡的中正平和、海纳百川一样，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对书法审美的需求，同时也使他的众多追随者可以在其博大精深的书法体系当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语言，所以后人将王羲之称为“书法的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本书所选的例字来自于王羲之如下行书作品：
《兰亭序》，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唐太宗对他推崇备至，曾亲撰《晋书》中的《王羲之传论》，推颂为“尽善尽美”。还将临摹本分赐贵威近臣，并以真迹殉葬。本书所选是“神龙本”《兰亭序》，是唐朝冯承素摹本，纸本。存世《兰亭序》的临摹墨迹中以“神龙本”为最著，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怀仁集圣教序碑》，此碑大有来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为褒扬玄奘西行取经及译经的功劳，赐予“圣教序”，内容提到佛教东传及玄奘西行的事迹。由京师弘福寺僧怀仁，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于高宗咸亨三年（672）由诸葛神力勒石，朱敬藏镌刻而成此碑。其中还包括太宗的答敕、皇太子（李治，后为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序”及答书，最后附玄奘所译的“心经”。由于直接从唐代所存王羲之真迹中摹出，保留原貌，是历代临书的楷模。
《兴福寺半截碑》，此碑为唐代兴福寺僧人大雅等集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行书所刊碑刻。此碑又称《吴文碑》或《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因出土时仅存下半截，故称“半截碑”。此碑存35行，残存每行23、24、25字不等，中空3行。该帖行气流畅，摹刻精良，为研习王羲之书法之重要碑刻，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碑林。、
这三件作品都是影响后世极为巨大的作品，其总体的运笔和结构特点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如果要仔细的再区分它们相同之中的不同，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细微的差异之处：兰亭序因为是墨迹本（虽然我们看到的不是原帖，是临摹本，但是这些摹本的作者都是著名书法家，水平也都很高，所以对王羲之的原作可以曲尽其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兰亭序》的笔法在于灵活多变，审视全篇我们甚至找不出有哪一字哪一笔是笔法完全相同的，用笔时或正或侧或藏或露或刚或柔或顿或挫随意变化，但是却又统一于总体风格；而字型结构也是变化多端，不主故常各尽其态，可以这样说，《兰亭序》之所以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除了有对其水平的评价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还说明王羲之以及《兰亭序》为行书的现代化树立了典范，这种变化恰恰符合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而《圣教序》因为是怀仁集王羲之字所成，所以通篇在气韵上有不连贯之处，而在笔法上则比兰庭序刚劲许多，在笔画的行笔及转折处时加顿挫，使得《圣教序》的笔画呈现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寓婀娜”的美感。到了《兴福寺半截碑》，王羲之在书写时既没有像《兰亭序》那样灵活多变，也没有像《圣教序》那样矫健多姿，而是写得更为浑厚朴实。这三个帖在结构上都是走的平整大气一路，偶尔有个别字也会追求动态中的平衡，以险峻夸张的造型营造出一种平中见奇奇中见秀的观感，带给人无穷的艺术享受。总之一点，王羲之的行书是书法里面的康庄大道，是参悟书法的不二法门，于王字上多加用心细心揣摩，自可一窥书法堂奥，而且绝无误入歧途之虞，当习好王羲之书法打好基础以后，如果再能够加以创新变化，融会贯通厚积薄发当可写出自家的书法面目，这正是王羲之教化众生的能力与功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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