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清陵文化，扬中华文明
在百花齐放的文化市场上，有关于清陵文化的著作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其中不乏有很多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之作，这些著作质量令人堪忧，内容错误百出，更无研究新意，甚至是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令人欣喜的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帝陵系列》图书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容研究性、可读性和收藏性于一体，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套\"清帝陵系列\"图书是由我国著名清陵研究学者徐鑫老师写著的，这是汇集他二十余年呕心沥血研究清陵文化成果的力作。在这个系列的图书中，徐鑫老师不仅详细介绍了清朝的每位皇帝、皇后及重要妃嫔的生前死后故事，更是着重地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每座皇帝陵及其附属陵寝的建筑规制和建筑特点以及陵寝之谜。这套系列图书目前有《努尔哈赤陵及清祖陵历史之谜》、《皇太极陵历史之谜》、《顺治帝陵历史之谜》、《康熙帝陵历史之谜》、《雍正帝陵历史之谜》、《乾隆帝陵历史之谜》、《道光帝陵历史之谜》、《同治帝陵历史之谜》等八本书。就这个系列所涉及到的陵寝建筑而言，是中国历史画卷中的一片新鲜亮丽的绿叶；就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而言，这样新颖别致的研究角度和有血有肉的研究成果，是清陵文化研究和继承的中流砥柱之作。出淤泥而不染的研究态度，既是对历史的传承，又是对历史深层的探究，还是对历史真相的记录。严谨的研究，深层次的探索，不仅真实再现了历史场景，还站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进行了有效的倾听和诉说，满足了研究者和爱好者在清陵文化方面的需求和欲望。徐鑫老师的这个系列著作的面世，不仅仅是清陵文化单纯作品的创作，更是清陵文化研究成果的创造，因为他把中国建筑文化的精髓之一——清陵文化，浓缩在了这部历史长卷之中。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代代传承了许许多多文明和精神。让我们一起传承中华文明，把清陵文化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来关注我们创造了无数灿烂文明的祖国，让我们都能享受到中华文明发展带给我们的恩泽！徐鑫老师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了诸多汗水，也收获了颇为理想的效果。因此，《清帝陵系列》图书将成为我们及后人学习清陵知识、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文化力量，也必将成铭记历史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杆。
同治帝惠陵陵墓选址内幕
同治帝虽然在名义上当了十三年的皇帝，但在生前却没有选择自己的陵址，更没有营建自己的陵寝，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国库空虚，没有银子；二是同治帝很年轻，皇帝的权力受到皇太后的制约。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同治帝死了，无论经济再怎么困难，也要建陵安葬皇帝。因此，为同治帝营建陵寝成为当时的最重要的大事。于是，为同治帝选陵址、建陵寝的事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两宫皇太后的身上。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十四日即同治帝死后的第十天，两宫皇太后派出了醇亲王奕譞、魁龄、荣禄、翁同龢为相度大臣，会同恭亲王奕?，在东陵和西陵两地为同治帝选择陵址。
这些大臣接到皇太后的懿旨后，不敢怠慢，立即从朝廷各部院衙门及全国挑选出五名精通风水的官员，这些官员是礼部郎中张元益、四品衔候选同知李唐、四品衔刑部员外郎高士龙、从九品李振宇、签分湖北试用知县廖润鸿。然而，仅有风水官是不行的，还需要有为堪选风水时作计算和绘图的技术人员跟随，于是又从样式房选择了数名精干的样子匠一同前往东陵和西陵相度吉地。光绪元年（1875）正月十三日，相度大臣们带领风水官员和司员、弁兵、吏役等人考察了东陵的成子峪、松树沟、宝椅山、双山峪、侯家岭、长梁子等五个地点，正月二十五日回北京。光绪元年（1875）正月三十日勘察西陵，先后看过了九龙峪、酸枣沟、丁家沟、莲花池、荷玉沟、凤凰台、张格庄、五公山、红崖山等九个地点，二月十五日回北京。凡遇有上吉地点，都要绘图帖说，准备回京请示皇太后训示钦定。
在历经的两个月时间内，恭亲王奕?等人带领着风水官们在东陵和西陵界内，收集和整理了所踏勘地点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样式房两次将备选地点图样、略节上呈给醇亲王奕譞及各位相度大臣。
又经过对多个地点的严格挑选和认真比较，醇亲王奕譞等人最终确定了东陵的成子峪、双山峪和西陵的九龙峪（后因选定为光绪帝万年吉地而改名为金龙峪）三处，绘图帖说，并拟由相度大臣将所选地点的优缺情况详细写成奏折，于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九日和二月十九日一并呈报给两宫皇太后。
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一日，慈禧皇太后召见了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等相度大臣。醇亲王奕譞将勘察过程详细向两宫皇太后作了汇报，大意是说，相度大臣先到东陵，到了东陵后，率熟悉风水的官员，按照马兰镇总兵呈上的堪舆图仔细察看各备选地点，发现双山峪地势宽平，而成子峪堂局严密，这两处都适合建陵。至于东陵其他地点，如松树沟、宝椅山、候家山等，经风水官察看，要不是堂局与周边山川地理照应不够，脉气不足，要不就是地势狭隘，方圆尺寸不大，都不适合建陵。然后又到西陵，察看了九龙峪，发现气局严整，适合建陵。五公山、洪崖山两处地势经实地考察，也不满意。丁家沟、酸枣沟、莲花池、龙凤山等处，经风水官察看，也是堂局散漫无脉气，或者地势狭隘，尺寸也不够，都不适合建陵。最后，经过样子房、算房人员实地丈量地形，大家认为东陵双山峪、成子峪和西陵九龙峪等三处是建陵的上佳吉地。相比之下，西陵九龙峪的吉穴方向不错，而东陵双山峪、成子峪两处吉穴方向稍有偏差。现在将考察情况上呈，请两宫皇太后定夺。
对于到底选用东陵的双山峪还是西陵的九龙峪，慈禧皇太后最初也拿不定主意，就先征询相度大臣的意见。恭亲王奕?揣摩慈禧皇太后的心思，暗示其选择东陵的双山峪，言外之意就是可以使同治帝父子、母子相聚在东陵。《翁同龢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询两边地势，两邸奏对，语极多。恭邸语意偏主东边。且谓：以理，则九龙峪固佳；以情，则臣不敢赞。圣意遂决，定双山峪。恭邸又奏三穴方位，下者偏，且对象山，不如金星之高耸，乞于两穴指定一处。皇太后遂定中一穴。
翁同龢的这段日记意思是说，恭亲王奕?暗示慈禧皇太后选东陵的双山峪，并且解释说：按理选九龙峪为好；按情我不敢说。精明的慈禧皇太后立刻明白了奕?的意思，当即决定选用双山峪。恭亲王又奏双山峪的三处穴位，下处穴位不如之上的两处穴位，双山峪陵寝穴位可在以上两处穴位中选择一个。于是慈禧皇太后又选定了陵寝的穴位。
这里所说的“以理”、“以情”的含义，是向慈禧皇太后暗示“感情”比“规则”更重要。这里所说的 “以理”，是指乾隆帝所确定的昭穆制度。按照昭穆之制，咸丰帝既然葬在了东陵，那么其子同治帝就应该葬在西陵；但是按照同治帝与咸丰帝、慈禧皇太后之间的父与子和母与子的感情来讲，同治帝还是葬在东陵更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娇儿在百年之后长依膝下。鉴此，慈禧皇太后决定打破昭穆相建的祖制，将同治帝的陵建在东陵，这样更符合人性，更能体现她与同治帝的母子感情深厚。因此，东陵的双山峪成为同治帝万年吉地的不二选择。
也许有人会问，恭亲王奕?所奏的三穴方位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踏勘双山峪时，五位风水官分别选定三组穴心和山向，张元益、高士龙两人定一穴，李唐、李振宇两人定一穴位，这两穴都是朝对金星山。廖润鸿另定一穴，穴位朝对象山，不如金星山高耸。所以恭亲王奕?建议选朝对金星山的那两穴位。最终，慈禧皇太后再次采纳了恭亲王奕?的建议。所以后来建的惠陵正以金星山为朝山的。
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二日，两宫皇太后就正式选定双山峪作为同治帝的万年吉地之事，特意颁发了一道懿旨：
双山峪著定为惠陵，即行择吉兴工。著派醇亲王奕譞、魁龄、荣禄、翁同龢敬谨办理。
将东陵双山峪确定为同治帝的万年吉地，对于其风水形势的评价，相度大臣翁同龢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系昌瑞山东趋一枝之脉，龙气稍弱，又非正落正结，止漫坡有涧而已，所幸雨水来汇，抱穴东南去，远山横带，颇为有情，然不如成子峪远矣。又看西双山峪相连，备他日之用。长梁子备妃衙门。侯家岭，皆不佳，即归。”
虽然双山峪作为同治帝的万年吉地并不是十分理想的选择，但也毕竟确定下来了，其风水上的不足，日后也还是能采取人工填补方式给予改善、完善的。权衡各方面因素，选用双山峪还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惠陵建在成子峪，处于定陵西南，其间有西大河相隔。西大河河宽水急，每年都爆发山洪。交通阻隔。即使建起九孔大石桥，也会多多冲毁，给在陵上当差的官弁兵丁、差役带来极大不便，也给后来去惠陵谒陵、祭陵带来很大困难。由于这是慈禧皇太后为母子私情而违背祖制确定下来的，因此引起了很多谨守礼法之人的不满，他们敢怒不敢言，于是就在社会上散布谣言：
谣言一、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讹言东陵掘得石碣，有谶文，即指吾等所测量之处而言，可恶可恨。
谣言二、光绪元年（1875）四月初六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惠陵工地上有人发现一张朱砂笔书写的黄纸，上面有三句话，每句话为七个字，其言语无非是说惠陵“秀贵皆无，砂势反张，末属偓佺云云。”
由此可见，清东陵的双山峪作为同治帝的万年吉地，当时还是面临一定社会压力的。然而，尽管社会上谣言不断，但却丝毫没有影响惠陵的营建。于是，惠陵在两宫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下，还是如期开工、施工和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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