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边界与创新：历史视野下的金融、文化与社会_周建波著_9787513045544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囊括了自古到今的金融尤其是民间金融发展变革的跌宕起伏，兼论行业发展中贯穿的思想文化内涵，以丰富的事例和生动的语言，抽丝剥茧，将各种精髓之处一一道出，可谓博采众长，洋洋大观，不但是中国金融史的一次宏伟再现，亦是一场金融文化价观的饕餮盛宴。

文化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历史的启示学术界提到金融，更多地着于通过降低风险突破市场边界的金融技术进步，对于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与金融的关系，往往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研究。实际上，科斯、诺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习俗、习惯、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的制度的作用，认为作为制约人际关系，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一种无形的规则或心理约束，非正式制度同法律、法令、规章、合约等正式制度一样，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一名研究者，笔者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谈谈文化对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一、“孝”文化在加强自我约束以促进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有一种议论认为，国外的金融市场好做，是因为社会相信前世、今世、来世，这种信念使得人们容易自我约束，尊重他人，对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中国人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很容易自我放纵，侵犯他人，这就是当前金融界各种乱象，诸如欠款不还、欺诈、跑路等出现的原因，这些都不利于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貌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世”指的是时间，前世、今世、来世，换另外一句话，可以理解为老子、儿子、孙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一个“孝”字代表了中国人的前世、今世和来世。中国是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孝”字的笔画构成不正是儿子背老子，体现了血缘关系的传承嘛!作为家庭关系的范畴，“孝”特指的父母、妻子、儿女关系的处理。父母以及之上的祖宗，可以理解为前世；妻子、兄弟、姐妹，正是今世；儿女以及后代子孙，就是所谓的来世。因此，如同西方天堂、地狱将人们的言行约束住一样，一个“孝”字也很好地约束了国人的言行举止。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说，“孝”的最基础的境界是感恩。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自然要报恩父母。“孝”的最高境界是服务社会，受到社会的赞美，让父母祖宗以自己为荣。试想，一个心中有孝道，希望给爸妈家人以荣耀的人，一定不会轻易违背社会的规范。一个人养老、抚小的责任没完成，很难做到随心所欲，而要完成养家糊口，光宗耀祖的使命，就必须努力工作，尊敬师长，在更大的层面，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反之，如果不好好工作，反而伤害社会，只能遭到社会的唾弃，令家人蒙羞。故《孝经》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具体到金融市场，一个心中有“孝道”的人，肯定要严地自我约束，期望以高质量的工作赢得社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诈骗、欠款不还等自毁形象的行为就会大大减少。基于此，孔子的结论是：“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就是说，从“事亲”开始的“孝”，必然走向关心社会，忠诚企业的“忠”，亦即见利思义，利人利己的道路，但这是需要一辈子不断修养的，亦即“终于立身”。这是因为，人的天然的弱点是得志便猖狂，失败便失志，正常状态下往往只看别人的弱点和自己的优点，因而愤愤不平，这意味着人是很难自动地达到见利思义的状态的，这才需要通过不断的群体聚会，诸如教堂、清真寺、庙观等接受圣贤的教导，传承人类的文明。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食品的严重不安全，环境的极其污染，官场的空前腐败，是与近代以来激烈的反传统，使得祠堂、牌坊、庙观等接受圣贤的教导，传承中华文明的场所被当作封建迷信而毁掉，由此导致民族文化传统断裂，“孝道”意识淡漠，自我放纵分不开的。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大力弘扬以“孝道”为中心的中华古典文明，并通过适当的群体聚会的固定场所来接受圣贤教导，传承民族文化，这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原因。

只是在将家庭和社会结合的道路上，有两种性质的“孝”。一种是因为爱自己的父母，于是便侵犯别人的父母，诸如抢劫、偷盗、诈骗等。显然，这是动物本能的、不正确的孝，必将遭到社会的报复而让家人蒙羞。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这种不正确的“孝”的反映，即只爱自己的家庭不爱别人的家庭，损人利己。还有一种是因为爱自己的父母，于是亦爱别人的父母，其表现便是好好工作，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显然，这是理性的、正确的孝，必将赢得社会的信赖而使家业昌盛。两种“孝”之间，只有经历了不正确的“孝”带来的巨大代价后，人们才能升华到正确的“孝”，正所谓穷则思变，失败是成功之母，大风大浪锻炼成长。因此，透过中国目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反而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未来美好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出现国学热，以及习近平大力反腐败，受到全民族高度支持的原因。当一个民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也是其发奋图强，动力最强的时刻，亦如《易经》所说，“法久则弊，变则通，通则久。”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孝”文化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孝文化强调家庭互助，对来自非血缘的社会资金的需求自然减少，这样自然导致金融市场的不发达。笔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原因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孝文化造成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流动性不强造成的，毕竟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发展的反映。试想，当一群人及其后代的婚姻长期局限在十里八村的有限范围内，一旦手头有点紧张，曲里拐弯地找七大姑八大姨解决就可以了，对于社会化程度高的金融市场的需求自然不高，这就是目前农村金融存在亲缘互助程度高的原因。不过一旦到了社会流动性强的城市，就是另外一种面貌。由于无亲缘关系可以依靠，自然需要依靠社会化程度高的金融市场。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赞同陈志武教授的观点。陈志武在《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新财富》，2006年12月)中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包括财物、人员在内的流动性增强，主要由家族配置资源的制度必定要向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转变，而家庭也将由以前的侧重经济互助功能走向侧重精神互助功能。

不可否认，孝文化确有阻碍金融市场发展的一面，南宋袁采痛心疾首的“杀熟”现象即是典型事例。《袁氏世范》写道：“房族、亲戚、邻居，其贫者才有所阙，必请假焉。虽米、盐、酒、醋，计钱不多，然朝夕频频，令人厌烦。如假借衣服、器用，既为损污，又因以质钱。借之者历历在心，日望其偿；其借者非惟不偿，以行行常自若，且语人曰：‘我未尝有纤毫假贷于他。’此言一达，岂不招怨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后再碰到亲戚借钱，他能做到的只能是：或者干脆装穷，或者如袁采所建议的，“应亲戚故旧有所假贷，不若随力给与之。”而不管哪一种，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却是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何“孝”文化具有阻碍金融市场发展的消极方面的作用呢？正如前面所说，“孝”分正确的“孝”和不正确的“孝”两种。只有那种利人利己的、正确的“孝”，才能既促进家庭的和谐又促进社会的合作，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那种损人利己的、不正确的孝，既不能促进家庭和谐，又不能促进社会的合作，自然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生活中所见到的“宰生”“杀熟”现象，正是这种不正确的“孝”的反映。而只有经历了不正确的“孝”带来的巨大代价后，人们才能觉悟，从而升华为正确的“孝”。因此，我们要对金融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要对民众的认识能力、纠错能力充满信心，这也说明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要经过一番辛苦的努力，痛苦的挫折后，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与包括印度、阿拉伯、欧美在内的西方文化强调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普遍的博爱，主张众生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同，中国文化则重视家庭血缘关系的力量，主张有差别的爱，要求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孝之路，实现天下大同。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孝道并不是中国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不过罗素也谈到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特殊性。“古代希腊人、罗马人也同中国一样注重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指孝道）依然保存。”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这一显著差异呢？笔者认为：

第一，与地理环境有关。东面浩瀚大海、西边陡峭高山的环境保证了古代中国东西南三面的安全性，只有临近大草原的北边不安全，而依托万里长城也可以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保存了政权和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的生存，即使如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大迁移，也是以家族的形式进行的，这是造成中国社会政府力量强大、家族力量强大的重要原因。与中华文明局促于东亚大陆不同，其他几大文明主要在亚欧非毗邻的北非、爱琴海、小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地区。这一地区内部分成几个相对孤立的单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明，但总体而言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周围没有特别的高山大川，人和人的交流方便，以至于战争的交流也方便。不间断的战争的爆发、政权的覆亡、民众的流离失所，固然推动了建立在不同民族、种族相互交流基础上的知识的进步，也导致强大的政权和依托固定区域的家族力量难以存在，只能依靠超血缘的宗教组织和市场组织的力量维系民众生存，这导致了西方超血缘的宗教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发达。当然先有宗教力量的发达，再有市场力量的发达，毕竟市场力量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

第二，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从东西方社会配置资源方式的历史来看，各个社会无不经历了生产要素的非自由结合向生产要素的自由结合的转变，以及配置资源的主角由家族互助向市场互利的转变，至于近代中国和西方在市场制度上表现出的差异，诸如中国家族的色彩更浓厚，西方市场的色彩更浓厚，更多地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程度的不同而已。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商业组织及其网络构成，仍然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铁业中“重要的企业家都和创业的达比（Darby）家族是亲族关系，包括儿子、族人、女婿、连襟等。而且这不是例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家族配置资源的色彩会越来越淡、市场配置资源的色彩则会越来越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家庭和谐发展基础上的“孝”自然也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向服务全社会的“忠”的方向发展。换言之，通过服务社会得到自身和家庭的发展，这是全人类文化趋同的体现，但在表现方式上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质。西方文化更多地用上帝、天堂、地狱等词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中国文化更多地用忠孝来规范人的行为，因此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不讲孝道是万万不能的。

二、提倡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外来文化对于扩展金融市场边界的作用尽管重视家庭血缘关系，主张有差别的爱的中国文化，明显不同于强调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普遍的博爱，主张众生平等的外来文化，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主张超越一己利益的限制，关心社会，因此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血缘关系的“孝”的背后一定要有超越家庭血缘关系限制的“忠”作配合，这就是儒家为什么反复强调“民足，君孰若不足；民不足，君孰若足”，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反对竭泽而渔的原因。只是“孝”的范围很具体，无非家庭、家族的关系，最多也不过是宗族关系的处理。由于这处在有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内，加之经常在一起举行祭祖的活动，自然日久生情，且有利于共同价观的生成，便于合作和管理。而“忠”的范围很广阔，从邻居、社区、民族、种族、国家到全人类，且越往外圈扩展，越超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这样自然不可能发生共同的活动，更无法形成共同的价观，建立起密切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显然难以进行，各种分裂活动不断产生。不过，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下的人类交流的增加，要求全社会成员必须合作，而只有经过了不正确的“孝”带来的巨大代价后，人们才能突破狭隘的视野的限制而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思考问题，并依靠科学技术和人文道德的力量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这意味着，中国人在推动社会化的道路上，一方面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创造出的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倡导社会化的先进理论的拉动。在这方面，强调超越家庭血缘关系限制的外来文化，先是中古社会来自印度的佛教，后是来自欧美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对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化程度提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如前言所述，如果说家族是在祖宗的旗帜下通过定期不定期的聚会形成共同的价观来约束人们行为，从而形成规模力量应对环境压迫的话，那么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市场力量则是在共同信仰的旗帜下，借助耶稣、孔子、释迦牟、穆罕默德等偶像崇拜的力量，通过定期不定期的聚会形成共同价观，降低交易成本的。这意味着,没有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人类文化（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宗教）的发展，就不会有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进行交易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宗教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两轮驱动、比翼齐飞。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也要与时俱进。随着盛唐的到来，民众安居乐业，其关注点遂逐渐地从来世转移到今世，从更多地关心众生转向关心家人，这带来了强调普度众生的佛教影响力的下降以及倡导孝道的儒家影响力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不得不顺应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世俗化改革，这就是肯定家庭、孝道的新佛教——禅宗的流行。

在禅宗的影响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发起了旨在恢复儒家道统的“古文运动”，此为新儒家创立之始。从东汉以至安史之乱前的儒家，一是更多地谈论世间，超越性不足；二是反对偶像崇拜。而且即使谈论世间，也是更多地讲服务家庭的“孝”而很少谈服务社会的“忠”。经过东汉以降近千年的宗教运动，尤其是佛教的冲击下而形成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元新儒家，不仅具有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超越性情怀，更通过牌坊、祠堂等的修建，实现了崇名节、厉风俗的目标追求。在禅宗的影响下，以丘处机的全真教为代表，也拉开了新道教创立的序幕。东汉时期的道教对社会本有强烈的批判性、破坏性，一心修炼超越肉体的“飞升炼化之术”，但在佛教的冲击、影响下也不能不向与社会和谐的方向转变，《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等劝善书的广泛流行，以及“存无为而行有为”“身在尘世，心游圣境”“欲成天仙，要做三千件好事”“欲成地仙，要做三百件好事”等主张的提出，即反映了道教界回归人世间的努力。及至宋代中后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佛教、道教作为有效补充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新价观最终形成。

对改革后的基督教之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行了深入分析，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也对改革后的新佛教、新道教、新儒教，尤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价观对于宋元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做了精彩分析，不赘述。如果说，公元3—9世纪长达700多年的宗教运动，使得牺牲今世换取来世幸福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父债子还”“夫债妻还”的无限责任思想在民间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近代的基督教则将有限责任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这是与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企业倒闭率提高，无限责任难以推广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对比，无限责任观念的普及则应合了当时社会化程度不够高，市场竞争不甚激烈，企业倒闭率不高的社会现实。

当然，有限责任的观念在当代中国还有待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对经营者而言，存在如何对待投资者信任的问题，不能利用有限责任的漏洞谋一己之私；对投资者而言，存在理性投资的问题，不能仍然抱着传统的无限责任的观点不放，一旦企业发生问题，便采用非法的手段拘禁企业主，或者到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政府施加压力。依笔者之见，“跑路”问题固然与经营者不敢担当责任有关，也与投资者素质不高，用非法手段压迫企业主有关。这说明，没有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外来宗教文化的推动，就不会有超越血缘关系组成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是超越血缘关系限制的人类文化。

三、“孝”文化与超血缘的宗教得以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共同之处在于着长远的价观尽管“孝”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观，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时期，“孝”都被全社会所普遍接受而成为主流文化。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20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孝道都受到激烈批判而失去主流文化的地位。即使这样，只要着于长远利益、社会利益的价观占上风，金融市场照样能健康发展。反之，当全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价观，普遍着于前利益时，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比较混乱。先秦秦汉时期的金融市场比较混乱。春秋战国时期，集体劳动的农村公社被个体劳动的家庭经济所取代，全社会出现了昂然向上、积极追求财富的局面，但在利益的诱导下，也存在不少的“放于利而行”现象，并在“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下不断向全社会扩散。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尚德、崇德的价观受到挑战，出现了百家争鸣。以继承人类文化传统，高尚道德为己任的儒家积极入世，却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获当世统治者的信任。司马迁指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在这种人们普遍看前利益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于一己之私而侵犯社会的利益，从而导致金融市场难以自动达到平衡的局面，非得借助国家软硬兼施的暴力力量方可维持。

秦汉大帝国建立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时间内仍处于百家争鸣状态，着于长远利益，有利于全社会合作的儒家价观直到汉帝国建立六十多年后方被立为治国思想。而思想的传播，尤其被民众所发自内心地接受仍需要较长的时间，事实上也是这样，直到西汉末年，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才在全社会确立起来。这意味着在整个西汉时代，全社会充斥着浓厚的追逐利益的风气，这从当时人们形容事业成功和人生得意的所谓“奋疾”“驰骛”“奔扬”“驰骋”“奋迅”等词汇，以及陈胜的“苟富贵，勿相忘”，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等毫不掩饰的表达中可见一斑。司马迁曾感叹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这种不顾一切追求利益，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的行为固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然而也会造成与借贷相关联的土地、资金、劳动等资源加速向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集聚的现象，以致贫富分化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到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债务奴隶（时称“奴婢”）突出，竟成为严重影响汉政权安全的两大痼疾，这自然也要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尽管西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政策，但在疯狂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面前，总是受到或明或暗的各种抵抗，亦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莽改制的失败说明封建政府无力解决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只能任由豪强地主田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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