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20年是祖父阿英诞辰120周年，原想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商量再版《阿英全集》，把原来未编入《阿英全集》的阿英与友朋书信，补编到全集附录中。但和出版社接洽后，才知道再版也要重新申请书号，终未能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时任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计蕾女士得知后建议将这些书信结集单行出版，并表示文学馆对捐赠者出书有资助规定。这样，由我写了一个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但由于这些书信涉及诸多前辈的著作权，文学馆方面提出一定要取得相关的出版授权。
由于各方面原因，这近百人绝大多数都长期未联系了，为重新取得联系，前后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联系过程中既有欣喜，也有失望，充满曲折。有时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但想到不能前功尽弃，还是艰难前行。在各方面人士热心帮助下，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特别要感谢计蕾女士、骆宾基先生之女张小新女士、丁景唐先生之女丁言昭女士和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郭娟女士，多次帮助联系到授权人。黎丁先生的女儿黄欣然女士长居英国，不但多次通过国内的朋友帮助查找联系，还提供了两封阿英致黎丁先生信件的扫描图像，填补了阿英书信的部分空缺。除此之外，在联系一些地方的文联和作协查找授权人时也大都得到热情相助。
原辑录的几封重要书信，遵照授信人亲属的意见，没有收入本书，但他们都认为这些书信的整理和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事，愿意保持联系、交流和挖掘新的史料信息。
本书辑录的书信，由于涉及近百人手迹，字体各异、内容广泛，识读起来较有难度，使人困扰的是柳亚子先生的信，因其手书自成一体，写信时往往急急写就，有些字还部首不全。按亚子先生的说法，如果把他写的字单独拿出来，自己也不一定认识。有回忆文章说亚子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开玩笑说：我的字如果认不出来，改天我上门去给你解说。为了尽可能准确识读亚子先生的书信，我先后几次查对了亚子先生的著作、书信辑录、日记、年谱和传记中的相关内容。亚子先生的外孙柳光辽教授年幼时生活在亚子先生身边，虽自谦自己的专业是造枪修枪，严格讲对文史是外行，对外祖父手书没有太多审核的本领。但在多次微信来往切磋中确认了不少难识之字，并告知相关事件的背景，对亚子先生几封信的正确识读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亚子先生的信终还是有几处未能识读出来。
郭老的女儿郭平英女士把对郭老几封信的多方考证情况全部发给我，并将郭老致阿英的九封信连同注释按《郭沫若书信集》的格式排好发给我参考，同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
本书辑录的书信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虽然只是阿英与友朋信件的一小部分，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祖父阿英一生的若干重要时期和事件：30年代和40年代初在上海的革命文学和抗日戏剧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在新四军和苏北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京津地区文艺工作和活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对晚明和晚清文学资料的购藏和研究、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览会期间的工作和长年不懈对中国人民百年反侵略文学资料的搜集等……。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前后的书信，希望未来能有新的史料弥补这个缺憾。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大量珍贵的书信资料，通过整理出版使之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如果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学习研究文学史的院校师生参与整理，进行发掘研究，通过各种方式公开于社会，使这些资料更好地为社会所用，对促进革命文学、华夏文化的传承无疑是有益的。
感谢浙江省图书馆王巨安先生、北京大学顾晓光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张一帆老师和文史资料鉴藏家方继孝先生等为部分书信给予的审阅修正。
感谢为本书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亲友和各方人士，恕不能一一提名。
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作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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