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德国吗？在欧洲，接踵而至的诸多危机和摇摆不定的共同愿景使德国的角色问题愈加引人关注。毋庸置疑，德国是欧洲的主导力量，但这首先给它招致了不满，一些国家担忧甚至仇视德国的再度振兴。矛盾的是，另一些国家期待德国放弃它的克制，转而采取明确和无畏的态度来担负起更多的领导责任，以防欧洲陷入四分五裂。德国是否必须勇担领导责任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著名政治学家赫弗里德·明克勒围绕德国政治的痛点，深入勾连历史与当下，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提出了重建中心的战略建言。明克勒认为，欧洲始终存在向心凝聚的需求，而经过欧盟东扩、债务危机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之后，德国又一次站在了欧洲的地理、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形势从来没有如此明朗过。
中文版前言
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进行探究，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入手，但也必须考虑到空间因素。前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系，后者为地理学家专擅。这两个学科很少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因为它们都酸眉醋眼地护着自己的领地和独特卖点。但是，唯有通过两者合作，才能够对一个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与机遇、误判与失败，以及成功研究透彻。仅看历史，就低估了地理决定因素的重要性；仅看地理，就忽略了空间本身的意义会随着政局变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而变化这一事实。地理一旦进入地缘政治学，就不再是脱离历史变化约束的恒定因素。同样，政治史的演变与其说是恣意的，莫如说是为长存的地理格局所圈定。我们考察历史流变中的德国政治局势，要时间和空间共思并重。德国的居中位置是此处频频出现的关键词。这是贯穿德国历史的一条红线。
德国拥有许多邻国，起码比位于地缘政治边缘地带的国家所拥有的多得多，是导致上述居中地位的一个原因。在文化启迪和经济交往方面，它可能是很大的优势，但如果至少有两边的邻居已成敌人，它也可能成为安全上的隐患。在这重意义上，德国国防政策的主导思想曾一直是两线作战。认为可以通过预防性战争来压制空间上的威胁，已然是德国有史以来灾难性的想象之一。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之所以比其邻国更加频繁地考虑发动预防性战争，首先就要归罪于它的居中处境，以及隐藏于这一处境中的暗示，即必须占据先机、先发制人。在政治上，居中大国总是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外围大国的时间相对来说更为充裕。
我通过德国的例子、通过其坎坷历史描述的执中之权的境遇是范式性的。它可以谨慎地适用于其他地缘政治空间，如东亚，特别是中国中国被称作中心的帝国（Reich in der Mitte）并非偶然。这一范式应用在中东或中部非洲的局势上也行得通。当然我们需要小心，不要错误地认为，从特定局势中提炼出来的地缘政治分析模型套用在历史迥异的其他空间上也会得出一致的结论。相反，在这种套用中，如同在每一个比较当中，既能够观察到相似性，也能够观察到差异性，两者共同构成了政治理论上比较分析的结论。只看到差异的人，从比较当中几乎学不到什么，因为他们走不出自身历史独特性的藩篱。另一方面，只看到相似之处的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想当然，认为存在某种由他人的错误和成功拼凑成的路线图似的东西，自己搞政治的时候扬长避短循之即可。然而，这样的路线图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因此，对两种居中位置进行比较，也许更多是激励人们对自身政治活动中或真实、或想象的选择进行批判性反思。如果这种比较的效果很好，那么它就可以用于指导批判性反思。在比较中德两国的居中位置之时，人们应始终牢记它们与其邻国在规模和分量上的对比的差异。德国充其量只是在与单个邻国的关系中占有相对优势，在面对更大些的联合时，它从来不占优，而中国只要不分裂为相互竞争乃至相互斗争的多个部分，那么它的优势在面对数个邻国结成的联盟时仍非常明显。略去上述差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该场景揭示了中心在结构上的一个共性，即它将承受不同侧面的影响，如果人们愿意，可以用既从右到左，又自上而下来形容这种影响。这些影响一旦不仅表现为外部威胁，而且还在执中之权的内部空间取得共鸣，那么就会导致离心力的膨胀。德国历史中一再上演这种情况：莱茵河沿岸地区大多与法国走得较近，巴黎的政治动态让它们感同身受；易北河以东地区倾向俄国，靠拢那里的政治。相应地，德国西部更自由，东部则大多保守，这既体现在政治秩序上面，也体现在心态和生活方式上面。北德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英国关系密切，南德更亲近法国、意大利和东南欧。这或许有益于提高文化多样性和经济活力，但也可能导致政治分裂和软弱。居中，在政治上并不是一种舒适的情况。
进入海洋的机会有限，是中心位置的又一项特质。哪里的入海通道便利，哪里就会产生对海洋的向往，从而可能导致中心地位的迅速瓦解。这也可以看作全球视角对陆地视角的侵犯，而陆地视角本质上是以政治边界为特征的。执中之权必须从心智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挺过这一挑战。回顾历史，德国当时的政治应对是失败的，在直面危机时卷入了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整个欧洲20世纪的原始灾难（Urkatastrophe）。我在别处详尽探讨过该主题，请参阅我关于次世界大战研究的两卷中译本。
此外，对于一个位居中央的大国来说，疏远海洋、仅仅依靠陆上贸易路线，在工业化之初就已不再是个有吸引力的选择。经济交通的中心此后一直在世界大洋之上，缺席者在全球经济中只能扮演次要角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德国开始有了出海的冲动，并建立了可观的商船队和海军舰队，而在此前的德国历史上，出海更多是一种边缘现象。中国也有这样的经验，它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海洋，直至1980年代经济起飞。从地理上看，拥抱海洋也会导致中心的位置发生偏移。对其中的机遇和风险加以审视，肯定是值得的。这本小书能为此提供一些思索和提示。
赫弗里德·明克勒于柏林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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