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_ 柯胜雨著_9787807720300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史前中国》一书讲述从早期智人时代到大禹涂山会盟时期的中国上古历史。包括穴居的古百越人、华北地区的猎人时代、中原史前农耕聚落、苗蛮文化、东夷部落、良渚古国等上古历史文化。早期智人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涂山会盟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制度的转折，通过会盟，中国改变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共主的地位得以确立，重新规划了部落联盟的权力管控体系，为夏商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涂山会盟为中华文明从蒙昧的原始时代进入国家文明时代提供了支持。

本作品兼具通俗性与学术性，参考数百种文献史料，融合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中华早期文明做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展示了中华文明开端阶段的历史细节，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早期历史脉络，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头。

序言

中国的古史传说由来已久。迄北宋时期，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传说，经过古代学者的编排，渐趋定型统一，并逐步被纳入封建时代的古史体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蓬勃兴起之初，顾颉刚先生系统地公布了其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之说，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此后，封建时代史学家编排的牢不可破的古史体系，顷刻间被彻底颠覆。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建立，中国古史学基本按照当时学者“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的预言，沿着“从实物着手”，“建设真实的古史”的“一条大路”向前推进。以中国人类的起源难题的破译为例，学者建议：“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应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以上学者所论，无论是“开展相关领域交流合作”，还是“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也都适用于与人类起源一并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的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诸多重大学术难题。2001年启动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亦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王巍先生举证说：

1.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距今5000年前后，在长江、黄河和辽河流域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王权、阶级和国家，相继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2.从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的关键特征，丰富了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

3.通过多学科研究，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以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为今后在考古学乃至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摸索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4.对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实践及所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表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借鉴与运用，是解决史前中国历史与文化一系列繁难问题的不二选择。很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在“走出疑古时代”理论误导与区域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推动下的复古、信古回潮，愈演愈烈，很多看似热闹非凡的学术活动，几近失去了学术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殷玮璋先生就曾批评学术界一种把某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联系起来的倾向，指出：“从长远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在现在，在对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特征、与其它文化的关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还不具备做这种探索或考订的时候，似应先做些基础性的研究，积累起必要的研究素材，以备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由此可见，当下某些学者在毫无坚实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的情况下，反复炒作石峁遗址是黄帝族邑之类的怪论，并不具有一丝学理价值。

目前，古史研究中还应注意的另一倾向，即从对“二重证据法”、古史多重证的质疑、商榷乃至根本上全盘否定，从批判“二重证据法”“穿凿附会”“顾此失彼”，到批判“二重证据法”“不可证伪”，再到批判“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陷入循环论证之中”。甚至有的学者学着当年“走出疑古时代”的做法，振臂高呼：“走出‘二重证据法’！”无论是“走出疑古时代”，抑或是“走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些釜底抽薪式全盘否定民国学术的论点，显然都很难构成合格的学术命题。举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工程的成功实践与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恰恰就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这一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似乎就已有暗示：“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自考古学和民族学已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工作，在欧洲，至迟19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我国，自本世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进行。但三者的全面结合程度，至今仍有相当距离”。所以，无论是“走出疑古时代”，还是“走出‘二重证据法’”，中国古史研究究竟应走向何处，论点的提出者均很难给出准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不能不令人作出种种大胆的假设和猜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一书，正是充分汲取了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等多学科的前沿成果，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学材料为基础，条分缕析，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勾绘出一幅史前中国的漫长而壮观的发展图景。总体上，全书论述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一系。本书作者柯胜雨先生虽非专业的史学和考古工作者，但其对史前中国的古史传说、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资料是颇为熟悉的。作者是一位作家，显然我们不大可能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的标准和眼光对作者和该书提出学术创新等更高的要求。该书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或许正可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供旨趣各异的人们鉴赏品读。

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

周书灿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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