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集释（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平装繁体竖排）_陈曦集释_9787101153446

《吴子》是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部兵学典籍，收录于《武经七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卫国政治家、军事家吴起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汉书·艺文志》著录为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共有六篇，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此次推出的《吴子集释》，在校勘方面，以《续古逸丛书》所收涵芬楼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宋元以来施子美、刘寅、朱墉等十六个版本；在注释方面，参考了大量古今研究成果，征引的文献多达十余种，为研读此书提供了丰富材料。书末有三篇附录，分别为《史记·吴起列传》《吴子评述资料》《吴子师承问题考辨》，对了解吴子其人其书均有帮助。

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如果说孙武是伟大的一位军事理论家的话，那么历来能够与孙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吴起，由此殊荣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贡献与崇高地位。早在战国后期，人们便已将孙、吴连称，如《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吴子》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广、影响的两部兵书经典。西汉以后，《吴子》仍保持着这种兵书的地位，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北宋神宗时期，《吴子》被列入《武经七书》，其经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唐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将孙、吴思想远播东瀛。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将《孙子》、《吴子》译成法文，使孙、吴的影响辐射到了更加遥远的欧洲大陆。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一说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早年曾跟随孔子著名弟子曾参学习，后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和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一生辗转多地，充满传奇色彩。吴起事迹见载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早的吴起传记，则见载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的《吴起列传》堪称记述吴起生平重要的史料（见本书附录一）。在司马迁的笔下，吴起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还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吴起身为军事家的才能体现为善用兵，能与士卒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深得士卒拥戴，官兵关系和谐。军事家吴起的神采在兵书《尉缭子》中也有呈现。该书描述，在一场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左右进剑，吴起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将领无需在战场上展示剑术，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尉缭子·武议第八》）一席话显示了吴起在战场上镇定冷静、深明职守的大将风度。该书还记述吴起率兵与秦人作战，两军还未正式交锋时，便有一个士卒克制不住自己的杀敌冲动，不顾战场纪律，杀向敌阵，斩获两个首级后返回。吴起闻讯后下令立刻斩杀这个士卒，军士劝谏道：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斩钉截铁地答道：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同上）这则轶事展示了吴起的严明军纪、治军有方。
吴起曾对魏文侯说魏国之宝不在山河之固，而在君主之德。从吴起所阐述的在德不在险的思想（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君主是否有德将关乎国家的兴亡，彰显了他身为一位政治家的不凡见地。到了楚国之后，他被悼王任为楚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对于吴起辅佐楚悼王所施行的变法内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述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的变法成效卓著，但因损害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而遭嫉恨，他们趁楚悼王去世时发动政变，竟将吴起残忍射杀。
吴起撰述的《吴子》一书，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均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四库馆臣针对这种篇幅的巨大差异，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四十八篇，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于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九》）。今本《吴子》当定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共六篇，卷数则有三卷、二卷、一卷之异。
关于此书的作者，明清以来有不少学者，如胡应麟、姚鼐、姚际恒、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或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篇，或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成书（参读本书附录二以及李硕之、王式金的《吴子浅说》），总之认为今本《吴子》非吴起自著。关于此书的创作时间，则有战国前期、西汉中叶、魏晋以后等不同说法。当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今本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却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
今本《吴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紧紧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八个字展开，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张，又有丰富多彩的武备理念；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考，又有灵活机动的战术设计，在不少方面丰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成果。概而言之，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修文德的治国理念。
在全书首篇《图国》的节文字，吴起便拈出了统摄全书的核心观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精辟地阐释了政治与军事的紧密关系，认为要统筹处理好治国与治军的相关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军队。吴起继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念。他指出君主应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要重视对百姓的礼义教化工作，珍惜他们的生命；教导君王要选贤使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指出君主应效仿圣王，具备道、义、礼、仁四德，营建上下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君主应谦虚谨慎，不要唯我独尊，这样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吴起还以慎战思想为前提，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认为战胜敌人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若要巩固胜利，不但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强调了较之于加强武备，修明政治尤为不易，也尤为重要。
二是对战争起因的思考与对战争的分类。
吴起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实际，前无古人地在《吴子·图国》将战争的起因归纳为五种，即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他能从人性争名、争利的欲望，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去探究各类战争爆发的根源。基于此，吴起还将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并分别定义道：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说明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也有了初步揭示。吴起还给出了应对上述五类战争的方法，即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将战争视为维护礼制的工具，吴起所谓义兵，以及义必以礼服的思想，显示了他对儒家战争观的某种认同。吴起的这些思考获得当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如吴如嵩等在所著《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中，称赞吴起认识到应当实行有利国家、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反对违背人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非正义战争，这是难能可贵的。吴起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见解，不仅超出了前人，同时也超出了同时代的兵学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军事理论。
三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一书阐述了极为丰富的治军思想，内容涉及军法、装备、军事训练、军人心理、作战方法、宿营原则、战马驯养等诸多方面。其中值得介绍的就是以治为胜与教戒为先。这两条治军原则均载于《吴子·治兵第三》。
吴起认为要建设好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首先要遵循以治为胜的原则，并说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与人数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认为只有严格治兵，严明法纪，士卒才会敬畏礼法，才会一切行动听指挥，具有强大战斗力。吴起在这里还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认为只有将军队训练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吴起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指出了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军队是由一个一个士卒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从一到十，再从十到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吴起在《吴子·论将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论，要求将领严格训练士卒，让他们真正懂得各种鼙鼓金铎、旌旗麾帜、法规条令的内涵，在感官与心理上产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从而实现令行禁止、服从指挥的训练目的。
吴起还非常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育，重视激发士卒的士气，在《吴子·励士第六》提出了三乐说，即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认为士卒在战场上的乐闻、乐战、乐死，才是君主所应依赖的关键所在。而要激发出士卒的三乐，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军事思想教育才能奏效的。
四是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论。
吴起的将帅论，集中体现在《吴子·论将第四》。该文一开篇就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指出将领应该总文武、兼刚柔，不但要懂军事，刚柔相济，还要懂政治，有品德。孙武认为将帅要符合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对于其中的勇，凡人论将往往格外看重，而吴起却匠心独运地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将领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而头脑发热，盲目决策。
除了总文武、兼刚柔的总体要求之外，吴起还对将帅提出了五慎、将礼的具体要求。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其内涵分别是：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意即要求将领具备以下素养：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对敌警惕、不能贪生怕死、胜利后也要心存戒备、制定的法令简明扼要。所谓将礼，指的是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指出良将要坚定破敌使命，树立正确荣辱观，绝不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畏惧逃避。
四机与四德，也是吴起将帅论的重要范畴。四机指的是气机、
地机、事机、力机，其内涵分别是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众，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意即要求将领能够鼓舞士气，懂得军事地理，善于使用间谍，会管理、训练部队。吴起说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强调四机是将帅的素质。至于四德，指的是威、德、仁、勇。将帅具备了四德，则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吴起高度肯定良将的价值道：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指出良将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
五是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战术指导思想。
吴子的战术指导思想也极为丰富，其中值得介绍的是审敌虚实论与因形用权论。《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诫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虚实篇》提出了避实而击虚与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的用兵原则。吴起将孙武的上述思想浓缩概括为凝练醒目的一句话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第二》），认为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寻找敌人的薄弱点并给予痛击。这条用兵原则将孙武的知彼知己、虚实、众寡、专分等军事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历来被视为用兵者的箴言。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论将第四》在此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命题，指出用兵者应根据战场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达到不劳而功举的作战效果。《吴子·应变第五》在阐述如何针对不同敌情而采取相应战术时，便具体贯彻了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关于吴起的生平与思想，笔者另有专文《吴起师承问题考辨》（载《军事历史》二〇二一年第三期，见附录三）、《千秋怅望说忍人吴起杀妻、出妻两说探微》（载《传记文学》二○二一年第六期）等，在此不再赘述。
今本《吴子》版本众多，现存早的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的《武经七书》本。此本堪称后世《吴子》版本之源，现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胶片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出版。该宋刊本之后，重要的《吴子》版本有施子美《吴子讲义》本，刘寅《吴子直解》本，赵光裕《新镌武经标题正义》本，吴勉学《二十子全书》本，归有光《诸子汇涵》本，闵声、闵暎张《兵垣四编》本，茅元仪《武备志》本，黄献臣《武经开宗》本，朱墉《吴子汇解》本，丁洪章《吴子全解》本，黎利宾等《吴子汇解》本，《四库全书》本，《平津馆丛书》本，凌氏传经堂本，《四部备要》本等。在《吴子》的整理注释方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东汉末年贾诩曾为《吴子》作注；又据郑樵《通志·艺文略》，孙镐亦曾为《吴子》作注。可惜他们的成果均已亡佚。现存重要的《吴子》古注有施子美的《吴子讲义》、刘寅的《吴子直解》、赵光裕的《新镌武经标题正义》、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的《吴子汇解》、丁洪章的《吴子全解》、黎利宾等的《吴子汇解》等。
本书原文以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参校以《群书治要》本、《太平御览》以及上引诸多版本，试图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个精良可靠的《吴子》版本。除了展示笔者研读《吴子》的浅见外，本书还吸纳、采录了较为丰富的古代研究成果。本人在编纂过程中虽竭力规避疏漏错谬，但深知自己学养有限，失察之处在所难免，在此真诚期待广大读者赐教。
陈曦
二○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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