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的继《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古代目录。本书是《隋书经籍志》完整校注本。校注者曾贻芬积数十年之功，成此佳作。校注者首先勘出本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除有确凿证据者予以改正，一般不改，只说明异同。其次，介绍作者，包括生卒年、籍贯、主要经历、学术专长，以及著述。对于所注典籍，介绍其内容，他人的评介，根据历代目录及有关记载，追溯其流传脉络。流传至今者，厘清其流传中的轨迹，辨其真伪，介绍后人的研究情况，以及今存最早善本、通行本等。已亡佚之典籍，若有辑佚，指明其所在。凡有出土文本的典籍，亦记述其相关成果。本校注所涉注释内容，皆注明资料出处，既表明言之有据，也可为有意进一步研究者提供些许线索。
《隋書經籍志》是現存的繼《漢書藝文志》之後最重要的古代目録。
首先，它以《隋大業正御書目録》爲底本，刪其“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附入“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今考見存”，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的隋代遺書，記述了隋朝一代藏書之盛。不僅如此，還在注中以“梁有”爲名，收録了隋已亡佚的典籍，比較完整地反映出六朝典籍的發展、流傳的面貌，彌補了因六朝所撰目録亡佚帶來的缺失、遺憾。
其次，隨着社會發展典籍的增加，人們對文獻的分類有了新的認識。晉代即出現了以甲乙丙丁四類分法的《晉中經簿》，而明確使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現可考見的最早的目録，即爲《隋書經籍志》。而它所創立的這一體例，順應了文獻典籍發展狀况和趨勢，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清代，對中國古代目録學乃至歷史文獻學的發展，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再次，《隋書經籍志》仿效《漢書藝文志》有總序、大序、小序。各部大序、各類小序，主要闡述各部類典籍的性質、源流、演變、社會作用，以及分部、分類的原則。而總序則是以時間爲經闡述典籍的產生、發展、存佚、整理諸方面的情况。統觀《隋書經籍志》的總序、大序、小序，它們作爲一部目録的序，不僅總結了目録的發展與貢獻，而且對隋以前文獻發展、整理作了歷史的描述，勾勒出簡賅的文獻發展史，受到後世學者的特别關注。
《隋書經籍志》和《漢書藝文志》同樣有小注，多介紹作者、典籍本身諸情况，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小注中還以“梁有”今無的形式，記録了六朝典籍流通的狀况，即將“梁有”佚書，或按體例，或按内容附於隋現存典籍之下，這樣的編排，類目清晰，可因類相求，一檢即得。這種編排形式，是前所未有的，是《隋書經籍志》的創造。注中著録“梁有”而隋亡的書有一千餘部，大大擴充了紀一代藏書之盛的《隋書經籍志》的容量，提高了它在目録學史以及文獻學上的地位。
對於這部重要的目録，宋代王應麟《玉海》卷五二《書目》有著録，言及開皇初牛弘上表開獻書之路，列出《隋志》經史子集四部與釋道所收典籍的部數及卷數。清代有三部整理研究《隋志》的著述，即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一卷，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四十卷。兩部《隋書經籍志考證》對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前者可謂開山之作，考證範圍僅限於史部，而且不是逐一考證，但對内容的考辨，多有精到之處。同時還根據後世著録，補其缺漏。後者不注總序、大序、小序及有關道、佛典籍的記述，對經史子集四部所有著録的典籍，均作了詳盡的考證，所引材料頗爲豐富，其中包括作者生平傳記、歷代目録的著録狀况，以及有關典籍對此書的評介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按語的形式，對有爭議的記載，加以翔實的考辨，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樣不僅能幫助學習者解除疑惑，也能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啓發。可以認爲，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體現出清代研究《隋志》的最高水平。
隨着時間的推移，《隋書經籍志考證》已不能適應、滿足現代人學習、研究《隋志》的需要，爲其重新作注勢在必行。本次作注，充分吸取原有成果，考慮當前讀者的需求，力求材料準確、翔實，内容全面，表達通俗，兼及新的研究成果。首先勘出本志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訛誤，除有確鑿證據者予以改正，一般不改，只説明異同。其次，介紹作者，包括生卒年、籍貫、主要經歷、學術專長，以及著述。對於所注典籍，介紹其内容，他人的評介，根據歷代目録及有關記載，追溯其流傳脈絡。流傳至今者，釐清其流傳中的軌迹，辨其真僞，介紹後人的研究情况，以及今存最早善本、通行本等。已亡佚之典籍，若有輯佚，指明其所在。凡有出土文本的典籍，亦記述其相關成果。本校注所涉注釋内容，皆註明資料出處，既表明言之有據，也可爲有意進一步研究者提供些許綫索。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僅注史部，對本部的序，偶有提及。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除四部外，不注道、釋部分，不注總序、大序、小序，就《隋書經籍志》整體而言，不免缺失。本校注以爲，道、釋以及諸序都是《隋志》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更何况它們對於全面、客觀了解、認識《隋志》有重要啓示作用，必須爲其作注。此《隋書經籍志校注》是《隋志》的完整注本。另外，爲讀者檢索、查閲方便，書后附有書名索引、著者人名索引，使《隋志》的學術價值及實用價值得到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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