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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悖论 
定 价：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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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本书清晰阐释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过度迷信效率，反而会失去效率；不要放弃对无效率的关注。他揭示了效率的七宗罪，在提出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平衡效率与无效率的方法，即六大策略，分别为“完美5”的概念、物理体现、创造性浪费、模拟偶然性、可取的困难、认知引导。
1、“新时代”与“高效率”仿佛是一对迷人的双生子，二者共同诞生，一路高歌，带来了诸多繁荣景象。“效率”拥有如此多的拥护者，是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核心价值，但让我们来看看反对者们怎么说？《效率悖论》是大时代的反思佳作，在算法垄断之下，洞察效率悖论，提出一种全新的融合策略。
前 言 效率的七宗罪
为什么效率仍然只是半成品 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本书恰恰要批判效率（除非它是低效率）。本书讲的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与此同时，能放入电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 《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重复了他在2000年的预测，即到2020年，人们仅花1 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我将效率定义为*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 Ross）在1900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30多年前的1987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关于效率的其他许多告诫并不是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事项。首先是能源问题。质疑强制性能源效率目标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到了所谓的“反弹效应”，即效率更高的技术所节省的成本会被消费的增长所削弱，甚至完全抵消。19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英国的煤炭消费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而且随着每一次新的节能创新，类似情况都会再次出现。能源成本的降低通常会被用来购买运动型多功能车和豪宅，更高效的空调技术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房间安装空调，或者用中央空调取而代之。这种影响远非铁律，就连其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罗伯特· J.迈克尔斯（Robert J. Michaels）也承认，冰箱的强制性效率标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反弹。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从LED照明到电动汽车的技术效率提升被从稀土矿开采到电子垃圾导致的环境破坏所抵消。 其次，紧随能源之后的是对农业效率的批评，这类批评通常来自左翼。在农民和农场主的人均产出方面，常规的机械化农业一直表现突出。然而，瑞典农业科学家费尽周折地重新衡量了能源投入和产出，最近却证明，一台拖拉机所需的能源比耕作同一片土地的马所需饲料的能源要高出67%。拖拉机的效率远远高于马匹，它带来的产量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马匹在同一块地上生产出食物的2.5倍，但它所需的能量却是马匹的13倍。我们的农业还面临其他的反对声。对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进行快速采收和屠宰的效率，往往损害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种植的西红柿开始卷土重来。为高效出栏而饲养的猪和鸡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牛的生长激素虽然是“天然”的，而且对人类是安全的，但它却会导致牛奶产量达到极限的水平，这一水平对奶牛来说是痛苦的。对效率的追求可能会鼓励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单一种植方式，比如在爱尔兰大饥荒前，土豆在其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由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所有土豆的基因完全相同，因此源于新大陆的疫病毁掉了1845年的收成。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欲望植物学》一书中所说，“单一化是自然逻辑与经济学逻辑发生冲突的地方，哪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是毋庸置疑的”。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一本关于其悖论的书就将包罗万象。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甚至连拒绝这种理论限制并倾向于将太空探索视为突破所有地球资源限制方案的硅谷文化，也认识到效率过高导致的环境、健康、文化和伦理成本。尽管拥有智能住宅、联网设备和自我监控装置，效率助手还是知道如何划清界限。从有机产品的生产到（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没有技术的鲁道夫·施泰纳小学，手工价值观的成果吸引了许多高科技家庭的注意。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低效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可靠和特权的标志。这个新的上层社会阶级似乎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的“强盗男爵协会”没有共同之处。在镀金时代，富豪阶层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价值观也许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人们认为它们甚至比不道德更糟糕，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弗里克收藏馆和摩根图书馆等的旧瓶装新酒也是如此，早在1970年，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Staffan Linder）就出版了他的开拓性著作《受折磨的有闲阶级》。当今的科技巨富们更有可能是在寻找下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在提前退休后享受最后一次创业所带来的财富。然而，就像在凡勃伦时代一样，炫耀性的低效拥有特权。正如科技记者戴夫·罗森伯格（Dave Rosenberg）2013年在《旧金山纪事报》网站上指出的：“奢侈品，尤其是手表……是硅谷向往高质量精雕细琢的手工工具、服装和配饰的微妙追求的一部分……当普通人期待*的未来主义身份象征时，技术未来主义者却在复古。”其他劳动密集型工具也是如此，比如，手工锻造的厨师刀大受欢迎。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1986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阿瑟·M.奥肯（Arthur 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2015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理由。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他是史密森学会莱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学者，罗格斯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教授首批信息史课程。他的文章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威尔逊季刊》《福布斯》上，他还在许多组织发表过演讲，包括微软、AT&T、国家白领犯罪研究所、史密森学会和TED。他的著作《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曾得到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已被翻译成德文、日文、中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捷克文。他的著作《我们自己的装置：技术如何改造人类》被《纽约时报》评为 2003 年100种著名图书之一。
前言 效率的七宗罪
第一章 从工厂到平台 第二章 信息爆炸的初衷落空 第三章 教学机器的幻影 第四章 移动目标 第五章 身体管理 第六章 缺乏灵感 致谢 注释
前 言 效率的七宗罪
为什么效率仍然只是半成品 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本书恰恰要批判效率（除非它是低效率）。本书讲的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与此同时，能放入电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 《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重复了他在2000年的预测，即到2020年，人们仅花1 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我将效率定义为*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 Ross）在1900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30多年前的1987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关于效率的其他许多告诫并不是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事项。首先是能源问题。质疑强制性能源效率目标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到了所谓的“反弹效应”，即效率更高的技术所节省的成本会被消费的增长所削弱，甚至完全抵消。19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英国的煤炭消费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而且随着每一次新的节能创新，类似情况都会再次出现。能源成本的降低通常会被用来购买运动型多功能车和豪宅，更高效的空调技术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房间安装空调，或者用中央空调取而代之。这种影响远非铁律，就连其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罗伯特· J.迈克尔斯（Robert J. Michaels）也承认，冰箱的强制性效率标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反弹。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从LED照明到电动汽车的技术效率提升被从稀土矿开采到电子垃圾导致的环境破坏所抵消。 其次，紧随能源之后的是对农业效率的批评，这类批评通常来自左翼。在农民和农场主的人均产出方面，常规的机械化农业一直表现突出。然而，瑞典农业科学家费尽周折地重新衡量了能源投入和产出，最近却证明，一台拖拉机所需的能源比耕作同一片土地的马所需饲料的能源要高出67%。拖拉机的效率远远高于马匹，它带来的产量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马匹在同一块地上生产出食物的2.5倍，但它所需的能量却是马匹的13倍。我们的农业还面临其他的反对声。对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进行快速采收和屠宰的效率，往往损害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种植的西红柿开始卷土重来。为高效出栏而饲养的猪和鸡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牛的生长激素虽然是“天然”的，而且对人类是安全的，但它却会导致牛奶产量达到极限的水平，这一水平对奶牛来说是痛苦的。对效率的追求可能会鼓励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单一种植方式，比如在爱尔兰大饥荒前，土豆在其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由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所有土豆的基因完全相同，因此源于新大陆的疫病毁掉了1845年的收成。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欲望植物学》一书中所说，“单一化是自然逻辑与经济学逻辑发生冲突的地方，哪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是毋庸置疑的”。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一本关于其悖论的书就将包罗万象。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甚至连拒绝这种理论限制并倾向于将太空探索视为突破所有地球资源限制方案的硅谷文化，也认识到效率过高导致的环境、健康、文化和伦理成本。尽管拥有智能住宅、联网设备和自我监控装置，效率助手还是知道如何划清界限。从有机产品的生产到（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没有技术的鲁道夫·施泰纳小学，手工价值观的成果吸引了许多高科技家庭的注意。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低效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可靠和特权的标志。这个新的上层社会阶级似乎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的“强盗男爵协会”没有共同之处。在镀金时代，富豪阶层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价值观也许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人们认为它们甚至比不道德更糟糕，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弗里克收藏馆和摩根图书馆等的旧瓶装新酒也是如此，早在1970年，经济学家斯塔芬·林德（Staffan Linder）就出版了他的开拓性著作《受折磨的有闲阶级》。当今的科技巨富们更有可能是在寻找下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在提前退休后享受最后一次创业所带来的财富。然而，就像在凡勃伦时代一样，炫耀性的低效拥有特权。正如科技记者戴夫·罗森伯格（Dave Rosenberg）2013年在《旧金山纪事报》网站上指出的：“奢侈品，尤其是手表……是硅谷向往高质量精雕细琢的手工工具、服装和配饰的微妙追求的一部分……当普通人期待*的未来主义身份象征时，技术未来主义者却在复古。”其他劳动密集型工具也是如此，比如，手工锻造的厨师刀大受欢迎。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1986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阿瑟·M.奥肯（Arthur 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2015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理由。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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