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闲暇——城镇化进程中苏北泉村的日常生活与时空秩序_王会著_9787552032789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消费主义进村，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分化。本书主要以苏北泉村为田野，以村庄闲暇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闲暇生活世界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分析了闲暇性质和功能的变迁，进而深化了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闲暇生活之变需要在乡村社会变迁的整体视域中理解。重建闲暇生活方式需重新建立农民与村庄之间的关联，这种闲暇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焕发村庄价值生产能力，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农民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且有序地、可控地城市化，即使不进城，他们依然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

　　◆ 前言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消费主义进村，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分化。本书主要以苏北泉村为田野，以村庄闲暇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闲暇生活世界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分析了闲暇性质和功能的变迁，进而深化了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本书将农民闲暇生活分为三类，即娱乐性生活、交往性生活和民俗性生活。传统农民的闲暇生活是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实现的，它具有双重意义和三重功能。所谓双重意义是指闲暇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它满足了个体的功能需求，但其实现方式是社会性的，并且客观上也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后果。所谓三重功能是指闲暇满足了个体身心放松、人际沟通和价值体验三方面的功能需求，其社会性的功能后果是指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整合。
　　闲暇生活的变迁表现为上述3个方面的日益个体化，即闲暇生活的功能需求和实现方式脱嵌于村落熟人社会。娱乐生活中的闲暇单一化、庸俗化，在电视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侵袭下成为个体化、消费性的闲暇；交往生活中，村民奉行不得罪、不管闲事的逻辑，农民不愿再讲闲话、闲暇话题去村庄化，闲话已经彻底失去规范和控制的效力；人情已经名实分离，不再具有公共的交往规则，也不再是一种互惠互助的机制，演变为一种个体敛财和谋利或者利益交换的工具。人情剥离了社会性、公共性、伦理性的内涵，越来越朝个体性、私人性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信仰生活中，作为象征体系的生命仪式和民俗信仰的闲暇方式走向瓦解，闲暇的文化意涵渐趋消弭，从而集体意识和社会整合功能失去依托，村民情感寄托单一化，走向无归属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闲暇生活之变需要在乡村社会变迁的整体视域中理解。这种变化可归结为半熟人社会化。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性进入，乡村社会社会性竞争日趋激烈，闲暇时间层级化、货币化，农民开始形成时间产权意识；另一方面，闲暇空间不断开放的同时，空间区隔和农民心理距离却渐渐拉大，人际交往模式不断走向功利性关联。闲暇生活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外出务工迅速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带来了农民职业结构的调整，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开始逐步拉大，生活经历差异也加速了农民的异质化，村庄边界日渐模糊，原来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开始不断遭受外部力量的渗透。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强化着农民的个体主义观念，个人与村庄的关联日益瓦解，村庄越来越缺乏笼罩性的结构力量进行规约，于是，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乡村社会的半熟人社会化都在加速推进。
　　本书（zui）后提出，重建闲暇生活方式需重新建立农民与村庄之间的关联，这种闲暇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焕发村庄价值生产能力，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农民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且有序地、可控地城市化，即使不进城，他们依然可以在村庄中享受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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