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美国名案：30场大审判_[美] 卢·扬著，[美] 玛里琳·丘奇绘，杨安舒译_9787552031263

从水门案件之序曲、到对疯狂的连环杀人犯“山姆之子”的审判，从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到黑手党教父约翰?戈蒂的倒台，从伍迪·艾伦监护权案件、到对辛普森的世纪审判，丘奇将读者带入庭审现场，观察美国司法体系这三十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体验戏剧性头条新闻背后的故事。

除了丘奇所绘的一百余张精彩的法庭插画，本书还包含著名记者卢·扬撰写的引人入胜的庭审报道，以及书末的名人画廊。

本书正文分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以后三部分，为您描摹这些时期里的美国大案。每个案件的开篇由一张极具震撼力的跨页速写展开，边角放置案件信息（时间、地点、控辩方、审判结果等）。

　　（绘者导言）
　　艺术家之手总能为人类境况提供独特的注解。从史前洞穴绘画时期到如今，艺术家们一直在记录他们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温斯洛·霍默所画的报纸插图描绘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件。杜米埃所绘的法庭场景捕捉到了公众对正义的追逐。但是摄影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新闻采写，公众对新闻和法庭报道的着迷从照片中得到了满足。自新闻界将1935年的林德伯格审判变为一场“马戏”后，新闻相机被禁止带入联邦法院以及许多州法院。很多时候，除非亲自到场，否则你只能通过画家们被要求绘制的图画，看到审判场景或被拘的被告。本书记录了三十多年时间里的著名案件：那些改变我们的生活、铸造这个国家、正义未得彰显以及历史得以创造的审判。
　　当我还是少年时，曾看到《生活》杂志上的法庭插画，想象着对于画家而言，法庭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着迷的地方。现实亦未让我失望。许多年后，作为一个为电视台和报社报道庭审的画家，每天我都能见到古怪离奇、不可思议、无法忘怀以及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我曾看到胜者沾沾自喜、败者陷入绝望，看到生命消失或存续，看到真相被揭开或被一系列谎言永久掩盖。自第一天到法庭我就意识到，不会再有其他工作可以令我如此着迷。
　　我在普瑞特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毕业作品。我想画画，但也需要收入，于是成了一个时尚插画师。几年后，这份工作带来的局限令人沮丧。1974年，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告诉我，皇后区某场高调审判的法庭绘画正在电视上播放。对于不看电视的我来说，这算是条新闻。第二天，我去法庭画下了审判场景，随即爱上了这件事。随后几天，我带着样稿去了多家电视台。到了下一周，我从WABC电视台接到了报道一次庭审的工作。这是多么不一样啊！忽然之间，截稿日就近在眼前。有四幅画需要我完成，包括法庭全景、被告特写、陪审团描绘以及观众反应描绘，所有这些都要与实际情况高度相似，并在三个小时内完成。这是项困难的任务，但我做到了。
　　六个月后，在米歇尔-斯坦斯水门案即将开审时，《纽约时报》首次决定聘请一个法庭画师，而我获得了这份工作。现在，我成了历史的见证者。第一次去法庭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激动万分，坐地铁时仿佛看到车厢里一半的乘客手上都拿着《纽约时报》，而我的画刊登在头版。
　　事实证明，时尚插画师这份工作对于法庭绘画而言是很好的准备，因为两者同样都讲究速度。但在法庭上，有更多的因素需要处理。关键人物得是容易辨认的，整幅画需要合理安排，这样观众们才可以在电视播放的三秒时间内看懂。由于永远都没有足够的时间画下每个特征，每幅画都是妥协的结果。我不得不考虑究竟是画出精准的肖像、强调法庭的范围、专注于描绘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还是描绘法官的反应。从许多方面来说，绘画作品是电视新闻需要压缩时间的反映。
　　有些记者曾和我说，在日复一日地报道同一个案件后，他们开始对故事失去兴趣。但我很少感到无聊。对于置身于决定生死、自由或牢狱的戏剧中的人类，总是可以有无穷的理解。然而，与诉至法庭的事情相比，法庭场景可能看上去是无聊的。我得想出新的办法让它们变得生动。有时我改变了视角，采用“鸟瞰”的角度，想象自己坐在剧院楼座俯瞰审判。或者我采取“蚂蚁的视角”，用朝上看的方式描绘。其他时候，我压缩了场景，放大了被告，将他拉前，同时模糊了背景中的所有其他东西。有时我也专门描绘法庭警卫，展现出森严的安保措施，将建筑作为主要关注对象，或是着重强调堆积的证据或电子设备。
　　我试着排除证人证言的干扰，其中有些令人痛苦和难受。但我对证人的突发表现、被告的反应以及观众席上一位母亲的晕厥保持警惕。通常我会和一位负责报道案件的记者组队，他会在我身边告诉我哪些是重要的，以及谁是谁。
　　但有时候在一个拥挤的法庭中，我可能找不到记者，或者可能无法与他沟通。在这种时候，我必须比平时听得更仔细，留心关键证人出现或可能发生戏剧化场面的迹象。
　　每个人都是动态的，我不得不将脑海中的画面定格，以便可以在几分钟后画下。法庭里通常光线都不好，而人物又经常离得很远，因此我用望远镜来画特写。我写下关键细节，一旦落座就马上开始画草图。保证创作还原的时间是如此少，以至于我不得不关注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与任何人从人群中挑选熟悉面孔的能力是一样的。
　　我知道庭审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打断，而我的观察也会突然终止。因此，必须提前考虑到最后一刻的改动。截止时间的前几分钟可能会有突发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快速的改动：本来坐着的人要被改画成站起来指着什么地方。表现观众认真听讲的画面现在要改成张嘴叫喊、推搡、挥舞手臂。
　　当两边都挤着其他画家或记者时，也很难找到能轻巧地置于腿上的绘画用具。材料用起来得是流畅的，而在电视上展示时须是显眼的，在我要跑去等在法庭外的新闻车以录下我的画时，它能被迅速收拾起来。多年来，我尝试了各种材料，从蜡笔和水彩到记号笔—甚至是油画棒。我最后确定了水溶性蜡笔和彩色铅笔的组合。我总是直接上色，因为没有时间再次描绘。
　　我的工作是描绘陌生人最痛苦和最私密的时刻。有时我会害怕，感觉受到了威胁。被告的家人会以恐吓的姿态靠近我。某次在我完成一幅画时，一个被控恶性犯罪的被告亲属靠近我说：“那画的是谁？”同时重复再三，整个人向我撞来。幸运的是，一个警卫过来，遣散了围在我们周围的人群。
　　我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条守则就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庭画家，永远不能为自己没有画出符合要求的画找借口，不管是无法使用的画笔、看不到的被告、坐不到的位置，还是特别难以捕捉的脸庞。如果一幅画无法播出，再美都无济于事。多花两分钟改进表情，这幅画你可能就白画了。相较而言，《纽约时报》给我截止时间晚一些，但他们希望作品有更多细节。回过头看，我发现几乎所有在电视上播放的画都比我预期的更不完整。大部分电视记者，在紧迫的截止时间下，既无耐心也无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地和一些要求在画还未完成时就播出的记者进行激烈争论。在及时和准确地讲述故事的同时试图保持画面的精美是一项平衡的艺术。
　　最后，我得提醒自己，置身于新闻事件中工作的紧张感也带来了直观性和活力，而这些都成了图画的一部分。它们是许多表情和情绪的组合，通过几幅画传达了一整天的事件。有时，一幅好画可以传达的信息要多于一张照片—照片定格瞬间，而一幅画完全可以超越时间。
　　——玛里琳·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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