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选（精装网格本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_[印度] 泰戈尔著，冰心石真译译_9787020161676

诗人泰戈尔是印度文学天空中的一颗明星，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诗选》收入泰戈尔*具代表性的三部诗集：《诗选》《吉檀迦利》《故事诗》。这些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隽永深沉，清新自然，意象奇崛美妙。本书译者冰心和石真均为翻译大家，译笔流畅生动，颇得原诗之神韵。

译本序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同为印度人并在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指出，“泰戈尔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在印度文学的天空中，他与古代梵语诗人迦梨陀娑成为耀目的双子星座。

泰戈尔不但是印度文学史上罕见的巨匠，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大师。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保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过人的创作精力，以其全面的艺术天才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艺术珍品。他毕生创作五十余部诗集、十余部中长篇小说、九十多篇短篇小说、数十种戏剧，同时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散文作品和其他杂著。他用孟加拉文和英文双语创作。他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多达三十三卷的孟加拉文版《泰戈尔文集》中。在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之际，经缩小字号和收窄行距，这套文集的普及版问世，编排为厚厚的十八卷。诗人的英文著述，主要收在四巨册《泰戈尔英文作品集》中。此外，多达十九卷的孟加拉文《泰戈尔书信集》单独出版，没有收入上述《泰戈尔文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作品愈益放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他为后世留下一笔超越时代和文化的丰厚遗产。泰戈尔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并作为教材在中学和大学讲授，影响巨大。时至二十一世纪，世界上不少国家依然有许多读者对泰戈尔的作品怀着浓厚的阅读兴趣。近年来，一些新的译本还在欧美及亚洲国家不断涌现。

泰戈尔是多才多艺、富于创造性的天才。除文学作品外，他醉心于音乐，创作了两千余首歌曲。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词曲均出自他的手笔。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他还留下两千多幅素描和绘画作品。

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的作品和获奖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诗人等产生了显著影响。郭沫若在旅日期间读了泰戈尔的诗后，产生了做一名诗人的强烈愿望。一开始，他模仿泰戈尔写了几首无韵诗。在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泰戈尔的诗对他的深刻影响所留下的痕迹。谢冰心是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泰戈尔巨大影响的另一位重要文学人物。此外，郑振铎、刘半农、徐志摩以及林徽因，或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或在他来华时担任过译员，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作家或诗人。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发表的《太戈尔来华》一文中表示，在中国新诗界中，“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泰戈尔为恢复印度与中国之间曾经密切的文化关系也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有“诗哲”（Poet-philosopher）之誉的泰戈尔，与有“圣雄”（Mahatma）之誉的甘地，被认为是印度二十世纪的两大伟人。

泰戈尔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市。当时，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的首府，也是印度的文化中心。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印度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潮流涌动。这三大运动汇流，将印度推进到后来被称为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巨大变动阶段。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的印度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

泰戈尔的祖父达罗卡那特·泰戈尔社会地位显赫，富甲天下，有王公之称，是印度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罗阇·罗姆摩罕·罗易的友人和忠实支持者，不仅慷慨而明智地贡献自己的财富，而且支持当时的重要社会改革和进步运动，并在罗易逝世后成为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之一梵社的领袖。他曾开办公司，投资企业，经营田产，出访欧洲，当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座上宾。泰戈尔的父亲戴本德罗那特·泰戈尔是宗教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也曾出任梵社领袖。

泰戈尔家族是孟加拉乃至印度的望族之一，在农村拥有大片的田产，在城市拥有豪华的邸宅。这一家族虽然属于婆罗门这一最高种姓，但从泰戈尔的祖父起，便不再把种姓制度的“神圣”放在眼里，颇多离经叛道之举。泰戈尔父亲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对泰戈尔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泰戈尔是家中的第十四个孩子，上有兄长和姐姐十三人。他的兄长大都多才多艺。他们的非凡才能和家庭浓郁的文学艺术气息，对少年泰戈尔产生了重大影响。泰戈尔的家庭是富有的，也是开明的，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诗人在晚年回忆童年时说，自己的“心智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泰戈尔早年曾短期就读于加尔各答的不同学校，却因对传统教育体制十分厌恶而屡屡辍学，没有持续接受正规教育。他的学问主要是靠家里聘用各门教师施以严格教育和自学获得的。他的家庭教师风雨无阻，执教非常严格。

几乎所有的天才诗人都是早熟的。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泰戈尔早慧，八岁即能写诗。他于一八七五年发表第一首长诗《野花》，在十七岁时出版第一部诗集《诗人的故事》（1878）。一八七八年，父亲送他前往英国学习法律，希望他成为一名大律师，但是他的兴趣不在法学，因而留学的主要收获在于音乐、文学、英语和眼界的拓宽。一八八〇年二月，他回到印度。一八八二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集》。这部诗集的出版，标志着他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八八三年，他又出版了《晨歌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遵从父命离开城市到乡下经管祖上的田产，在乡间生活了整整十年。他们家土地太多，他得不断坐船巡视。这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不但是他诗歌创作的井喷阶段，也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一九〇一年，为了自己孩子们的教育，他离开乡下，在父亲选中的一块静修之地——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小学，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办教育，以便让自己的五个子女（二男三女）健康成长。一九二一年，该小学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学。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那里。一九〇五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分割孟加拉的民族运动。一九一三年，他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开始不断应邀出访，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数十个国家，发表了众多精彩演讲，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热烈的赞誉，也促进了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一九一六年，他于赴日本途中在香港停留，他从在码头上干活的中国劳工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我认识到，这个伟大民族的整个大地上，蕴藏着一种多么巨大的活力。当这样一种巨大的活力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工具，当它掌握了科学，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呢？”他真诚期望中国觉醒起来，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预言中国终将崛起，透出一种罕见的睿智与远见。一九一九年，印度发生英国殖民者血腥镇压反英民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他愤然辞去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头衔。一九二四年，他应梁启超先生邀请访问中国，高度赞誉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其友好的感情。一九三〇年，他访问苏联，既看到了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它潜在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泰戈尔拍案而起，强烈谴责它们的暴行。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享年八十岁。

尽管泰戈尔多才多艺，但他在本质上却是一个诗人。从他的创作实践看，诗也的确是他毕生最为倾心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艺术形式。他虽然成功地运用过各种文学体裁，但唯有诗歌被他当作终生的事业。他的诗歌不仅是印度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珍视，在世界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泰戈尔毕生创作了三千余首诗。

泰戈尔主要用自己的母语孟加拉文进行文学创作，但也用英文写了大量演说、书信及一些诗歌。在印度之外，他的作品主要以英文译本流传。他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等就是诗人自己翻译的。他的译笔流畅而自然，被西方学者视为“第二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这部《泰戈尔诗选》，共收入诗人的三部诗集。现将其内容分别简介于下：

《诗选》这是泰戈尔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英文诗集，共收入诗歌一三〇首，并有《序诗》一首，由国际大学出版社在诗人逝世翌年出版。诗集中除了第114首和第120—130首这十二首之外，均是诗人自己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除了《序诗》和最后一首，这些诗歌依创作年代及创作分期排序，分为四辑。诗歌的创作时间从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四一年，跨度达五十六年。诗集中的重要诗歌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宗教抒情诗、写实诗和政治抒情诗，此外还有一些杂诗。诗集中的第8首、第11首、第16首、第23—26首、第46首、第49首、第52首、第57首、第61首、第85首、第113首等都是宗教抒情诗。这一类诗具有神秘的色彩，比较费解，却十分耐人寻味，我们将在下文介绍《吉檀迦利》时一并予以说明。第94首、第100首均系写实诗歌中的名篇，前者以传神之笔描绘了一条小河的神韵，后者热情赞颂了矫健的山达尔妇女。政治抒情诗在这部诗集中占有显著地位，它们表现了诗人慨然维护正义、敢于仗义执言与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例如，第102首抒发了诗人对殖民者奴役和蹂躏非洲人民的强烈义愤，第108首描绘了残暴而又虚伪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它们在暴力横行的时代，体现了人类的良知。

《吉檀迦利》这部英文宗教抒情诗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诗集。诗集共收诗歌一〇三首，一九一二年在伦敦出版。这些诗歌，是诗人从其同名孟加拉文诗集及另外几部孟加拉文宗教抒情诗集选译而来的。

一九一〇年，泰戈尔的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问世。一九一二年春季，他在病中及前往英国途中完成英文本《吉檀迦利》的选译工作。诗人抵达伦敦后，他的诗稿受到诗人叶芝等名家的高度评价。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罕见的东方之美，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发现了一个非凡的诗人。叶芝亲自作序，他说：“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令我热血沸腾，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让我感动。”“他的诗歌那么丰富多彩，那么浑然天成，那么激情澎湃，那么令人惊异……多少世代之后，旅人还会在路途上吟咏它们，船夫还会在河上吟咏它们。”伦敦印度学会随即发行了这部诗集的限量版，结果引起轰动。接着，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出版这部诗集的普及版，到年底为止的九个月内重印多达十三次。一股突然爆发的泰戈尔热风靡西方世界，使诗人在当时灿若群星的西方作家中卓然特立，毫无悬念地获得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在英文本《吉檀迦利》收入的一〇三首诗歌中，只有五十三首是从诗人孟加拉文同名诗集选译而来的，其余五十首诗歌则译自另外几部宗教抒情诗集等作品。此外，诗人还从《收获集》《梦幻集》这两部前期诗集和《悼亡集》《献辞集》及剧本《死城》（1911）等作品各选译了一首。因此，如果不问来源，孤立地看《吉檀迦利》之中的一首诗，就可能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例如，诗集第87首开头写道：“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这里的“她”究竟指谁呢?如果不知道这首诗出自《悼亡集》，那就不可能知道“她”就是诗人的亡妻，就会徒费许多猜测。由于诗人优中选精，英文版《吉檀迦利》成为他中期诗歌中最好作品的集成。

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有着严格的韵律，而英文《吉檀迦利》则是以散文为体。此外，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拘泥于原文，去掉了一些歌词特有的叠句，个别地方又有所增益，而有时又将几首诗合并成一首，实际上等于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这是泰戈尔英译诗集中最好的一部。总的来看，译文与原文还是颇为神似的。长期以来，包括懂孟加拉语的印度学者在内，在引用《吉檀迦利》中的诗篇时，均以诗人的英文本《吉檀迦利》为出处。这部英文诗集的影响，远远超过同名孟加拉文诗集。

《吉檀迦利》标题的直译是“歌之献”。泰戈尔在翻译这部英文诗集时加了个英文副标题“歌之献”(Song Offerings)，属于意译，否则，仅书名就足以让人觉得神秘。诗集以宗教哲理为内容，而以歌为形式。一般人以花献神，而诗人则以歌献神。不过，诗人是在借助这种歌的形式，以形象的手法、抒情的笔触，来倾诉自己的哲思。值得一提的是，对宗教哲学问题的思索和《吉檀迦利》的创作，与泰戈尔家庭生活的变化有重大关系。一九〇二年，他的妻子穆丽娜利妮·黛维去世。翌年，二女儿莱奴卡夭亡。一九〇五年，他的身为哲学家的父亲去世。一九〇七年，幼子索明德罗那特夭折。亲人的接连去世，尤其是妻子早逝与一儿一女的夭折，对泰戈尔造成了深重的精神创伤。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第75首中写道：“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虽然诗无达诂，见仁见智，泰戈尔还是在这首诗中表明，他的诗歌是有深刻意旨的。纵观诗集《吉檀迦利》，我们不难看出，它是诗人献给一位神的。在诗人笔下，这位神有着种种名称和身份。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为“朋友”，时而称他为“父亲”，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直接称他为“神”。在翻译这部诗集时，诗人借用了英语中“God”一词，但他诗中的“God”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从印度哲学中玄而又玄的“梵”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宗教神。两者虽然同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但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宗教哲学体系。

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和印度教毗湿奴派教义。这是一种类似于泛神论的思想。奥义书哲学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它又认为，万有一如，皆归于梵。换言之，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也就是宇宙的本原。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存在于梵，统一于梵。自然、社会、国家及人的意识都不过是这一宇宙精神的显现，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泰戈尔认为，梵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具有实质的同一性。达到梵我同一是诗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抒情诗歌创作的母题。诗人热爱人民和祖国的赤忱之情感人至深，诗人对自然、人生、欢乐、光明的歌颂洋溢着奋发、热烈的情绪。诗集中关于神在自然中和人类社会显现的描写蕴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飘散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上，诗歌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流丽；感情热烈真挚，含蓄细腻；意境宁谧深邃，耐人寻味；形象鲜明具体，生动活泼。诗集熔哲理与诗情于一炉，充分体现了泰戈尔诗人兼哲人的本色。《吉檀迦利》就是这样一部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法表现诗人宗教哲学思想的抒情诗集。

如果说英文版《吉檀迦利》是泰戈尔的代表作，那么其中第35首就是这部诗集中的代表作。印度有学者认为，即使诗人没有创作别的诗歌，仅这一首也足以让他流芳百世。我们看一看这首诗：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这是一首意旨十分高远的诗，表现了诗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无限憧憬。不过，诗人认为，要让印度进入这样一种理想境界，还得将他的祖国唤醒。

《吉檀迦利》这部诗集的结构犹如一部交响乐。第1—7首是序曲，唱出了诗人作歌的缘由，即听从神的命令，以“永新的旋律”“优美的和声”唱出生命的献歌，从而实现与神合一的愿望。第8—35首是第一乐章，主题是对神的思念。诗人先写神就在普通劳动者中间，继而写自己对神的渴慕与求索，表白自己愿意抛弃一切世俗欲念，把爱无私地献给神，最后归结到让神唤醒自己的祖国，让她“进入那自由的天国”。第36—56首是第二乐章，主题是与神的会见。神接受了诗人的祈求，赐予他新的力量，于是“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第37首)。诗人以更加炽烈的感情呼唤着神的降临，想像着神到来时的情景。结果，神来到诗人心中，来到诗人茅舍门前。神的爱与诗人的爱融会在一起，人与神圆满地合为一体。第57—85首是第三乐章，主题是欢乐颂。诗人先纵情歌唱神带给世界无限的欢乐和光明，接着凄然低吟人与神分离的痛苦。神创造人之后，两者自然分离。然而，正是神的这种“自我分离”才显出神存在的意义，并让人看到神的面貌。只有在人留下生命的果实返回神的殿堂之后，这种分离的痛苦才会结束。第86—100首是第四乐章，主题是死亡颂。诗人操着“生命的弦琴”，弹着“永恒的乐音”，渴望着“死于不死之中”，亦即获得新的、永恒的生命，真正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最后三首是尾声，概括了诗集的内容和意义。诗人表明自己一直在用歌寻找神。他把神的故事编成不朽的歌，从中倾吐心中的秘密。他祈望自己的所有诗歌汇聚成一股洪流，注入静寂的大海，让自己的生命启程回到永恒的家中。不难看出，这部交响乐的结构是完整的、精巧的。四个具有分主题的乐章围绕着“梵我一如”的主旋律表现出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复杂思想感情。至于诗集内容上的重复，那是由于“音乐是一种力求把纯粹的情绪加以反复咏叹和雕琢的艺术；重复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重复使意识不断回到同一主题上来”。作为音乐家的泰戈尔自然精于此道。不过，这部交响乐主题的不断重复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同一主题的变奏。它给人的印象就像群山中清澈的泉流，秋夜明净的天空中璀璨的星辰，使人得到无限的美的享受。

《故事诗》这是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中一部极其重要的孟加拉文叙事诗集，在印度历来被视为诗人留给人民的最好的精神遗产之一。诗集收入诗歌二十四首，并有序诗一首，初版于一九〇〇年。当时，诗人不但正处于创作井喷阶段，也处于爱国主义激情汹涌之时。诗集主要取材于印度古代经典作品中的历史传说，其中既有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和锡克教故事，也有拉其普特人及马拉塔人的英雄传说。诗人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在抵御异族入侵时英勇献身的精神。其中《被俘的英雄》简直就是一部锡克教徒英勇斗争的史诗。在莫卧儿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英雄们的鲜血洒遍五河之邦，七百个英雄连同他们的首领般达都因战败被俘，全部壮烈牺牲。般达父子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尤其泰然自若，视死如归：“孩子的嫩脸上闪耀着勇敢无畏的光辉”；父亲“屹立着死去——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戈宾德·辛格》一诗充分表现了锡克教祖师戈宾德·辛格百折不挠的坚强斗志。他在战斗失败之后仍然对未来信心百倍，怀着豪迈的英雄气概去重整旗鼓，“等待着晓日初升的黎明出现”。《洒红节》写拉其普特人用计谋战胜入侵者。《婚礼》表现了一个王子在婚礼上壮别新娘，奔赴疆场，马革裹尸而还的牺牲精神。这些诗歌读来荡气回肠，令人感叹。《故事诗》中的佛教和印度教故事，表现了诗人对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的弘扬和对真善美的礼赞。这部诗集在当时极大地激励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意志，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的是这部《泰戈尔诗选》的译者。诗歌是极难翻译的，因此，倘若翻译诗歌，译者本人最好亦为诗人或深得诗之三昧。这部选本中的《诗选》和《吉檀迦利》两部诗集由谢冰心先生翻译。她是我国读者普遍熟悉和敬重的作家、诗人兼翻译家。她在一九二三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学院留学，于一九二六年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二〇年，当她还是一名学生时，她就写了一篇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向诗人遥致敬意。事实上，她的这篇散文所表达的情感是当时中国文学青年对泰戈尔的普遍情感。一九六一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她写了一篇英文纪念文章，收录在该年新德里出版的《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之中。她在文章中写道，童年时代，当她在学校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及其他诗歌时，觉得那些诗歌清新流畅并充满了东方的韵味，于是十分欣喜，仿佛在沿着山路漫步时发现了一簇幽兰。她是在泰戈尔的诗歌的启迪和激励下开始尝试新诗创作的。她的两部诗集《繁星》与《春水》收录了许多具有哲理意味的小诗，与泰戈尔的《飞鸟集》颇多相似之处。她的译笔清新典雅，凝练传神，令人称许。这部选本中收录的两部诗集，尤其是《吉檀迦利》，译文几近完美，已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故事诗》的译者石真先生通晓孟加拉文，是我国首位孟加拉语文学翻译家。泰戈尔逝世后不久，我国知名梵文学者和古典文学专家吴晓铃先生赴诗人创办的国际大学，在中国学院执教数年，他的夫人，亦即石真先生随他在那里留学，主修孟加拉语。石真先生翻译的泰戈尔诗集《故事诗》也是难得的经典译作。她的译文句式流畅，音韵铿锵，与原文不但神似，而且形似。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多次赴他们在宣武门内校场头条的府上请益和借书。两位先生均热情好客，平易近人。吴先生学识渊博，文笔精妙，多次与我侃侃而谈。石先生真诚奖掖后学，不吝赐教，并将自己珍藏的泰戈尔著作借我长期使用。我曾私下猜想，作为石先生的第一读者，吴先生可能对夫人的译作提出过修订建议。因此，《故事诗》或许包含吴先生的心血。如今，双棔书屋的两位主人均已仙逝，我且在此聊备一说。

一言以蔽之，两位译者的译风均十分严谨，在国内译界颇有口碑。事实证明，她们的译作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刘建

二〇二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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