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他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表里如一。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尤为钦佩他的人格。
梁先生曾经说过:“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因此影响了对梁漱溟先生全面准确的了解。为了帮助一般读者较为全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历、品格,我们编选了一套“梁漱溟作品系列”。
本书主要产生于梁漱溟哲嗣梁培恕先生在数十年阅读梁漱溟先生作品后的研究心得之一:怎样才能真正从梁漱溟先生的本意去理解梁漱溟?承蒙梁漱溟先生家人的厚意,才有了这部独具特色的图书作品《怀着深情看人》的面世。
序
这本文选因何推介这些文章给读者?
我父亲的心愿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在《东方学术概观》这本书里,他写道:“人类生活从古到今,从今天而展望将来,所遇问题曷可胜数?”但是总不出三大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
人类创造的文化则是对这三大问题的回应。人不能离开物质而生活,认识物质是人类首先和必需的。西方文化的长处正是这方面。例如手机,由人制造任人使用,给人提供了多少方便!
人生下来就和自己以外的人相与(从父母到不知多少人),这是个人终生面对的问题。
人怎样看待、对待自己?在上面两个离不开之外,更根本、更难的问题恰是刻刻存在的“我”。对待“我”的正误,是一门大学问。
西方文化回应了□□个问题,中国文化回应了第二个问题;两者有层次和先后,因而需有桥。①
西方化已经世界化。这个结论是西方人得出的,事实确是如此。
人类对下一步没有作好思想准备。
东方之学给人的印象是深奥。它诚然深奥,但又平常极了。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苏联一位母亲记述自己战亡的两个孩子在成长期间的种种表现,“亲切自然,至性动人,……不意存说教乃所以感人弥深”。还不止于感人。先父从中看到了我们会不经意放过的人心作用。他写道:“中国古人尽心知性之学,彼未之前闻,吾将从这里抉而出之”。
请在“未之前闻”和“抉而出之”这里停一下。
抉而出之——挑出、点明。点明什么?
心思活动时刻有之,他抉出什么?所指不是一般心思活动而是主动追求正确。不容自己随随便便。例如不该拿的钱不拿。动物则否。
这是唯人心能这样做而且是主动做。
“彼未之前面”,为什么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文化里没有心性之学?因为他们是有宗教的文化。宗教指定人怎样做,不鼓励自主。①
《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读有关圣雄甘地事迹各书》等五篇,讲的是东方大国印度和欧洲小国丹麦的独立运动和复兴运动。他们同属宗教文化的国家。此外则种种不同,整个过程是两回事。这两回事是源于人心是怎样被激发,以及成功以后所走的路也两样。
正惟其相同又相异,我们可得而知,中国革命道路何以独特。
两千多年来,虽经外族入主,中国人仍不间断地讲求心性之学。其他品评各家学问的短篇,不出此固有文化的大范围。置于首位的是《重读马一浮先生〈濠上杂著〉》,可以知晓心性之学的正解。
梁培恕(亲笔签名)
2018年10月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成才。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在自序中表示将:“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证诸旁人。”自1950年迄于逝世,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工作以著述为主;继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出《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实现了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的心愿。
读厨川白村《东西之自然诗观》
余于文学艺术向不留意,此盖生性于此为远。忆昨年寓清华西院,应清华学生所组织之文学社讲演,即开首先讲“我与文学无缘”一段话,聆者大笑。人而不爱好文学艺术,岂复得为人?余尚非蠢伧,何遽不感生趣味邪?然此心竟绝不能入。尝闻诸亲长,余儿时甚笨,独个性强,此在我已不自记忆。但忆十岁前后,读书能力视同辈为差;而当十四五岁乃能自为思想,持实利主义之见甚深,菲薄古文诗词,嫉恶玄想不可捉摸之言。凡今之所谓文学哲学者,殆皆在鄙厌摒弃之列,以为无用。其后不期走入哲学路,狭隘不通之见自渐捐除,然于文学及艺术,始终不能入也。民十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于东西两方之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习、物质生活,乃至医药之殊异,皆尝比较言之。顾于文学、于艺术,独不能置一词。盖诚无所知,缺憾实大。顷自百泉移来辉县城内,忙中忽得宽暇,随意翻书,于子和弟案头得见鲁迅先生《壁下译丛》一本。其中有厨川白村《东西之自然诗观》,读之大喜。不独余所判论东西人之分异点,于此又得印证,更喜其印证者,适在余所不能举证之文学方面也。
余往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拈出“向前面要求”五字为西洋人根本精神所在,而以“自己调和持中”释中国人之态度,历久而弥觉此言之不可易。但自近年来,于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大有所见,深悟中国古人之学,为人类自尽其天赋才性体力之学,遂觉“自己调和持中”一语,虽可概说一般中国人之态度,而未足以尽中国古人之精神,道出中国文化之根据。故近年乃恒用“有对”“无对”字样,以为中西人之分判。无对,即中国古人所谓“仁者与物无对”之无对;有对亦即与物为对之意。盖生物进化到人类,实开一异境。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而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他一面还是站脚在“有对”,而实又超“有对”而进于“无对”了。西洋人于古希腊时,既著露其有对精神;迨近世来,乃更将人类的有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余向以“向前面要求”点明西洋人态度,亦尽足见意,而未若“有对”二字之简切。中国一般人自未足以言“无对”,而其所倾向则在此;中国数千年文化所为与西洋大异者,实由古人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认识了无对有以开其先,立其基。故言中国精神,必举“无对”乃得也。厨川白村所论,亦弥于余后说相切,用剪取其文备考。
十九年三月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