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_袁贵仁，杨耕编_9787303223992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首席专家袁贵仁策划，已经纳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编总结当代中国、西方（包括苏联、东欧）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和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准备；二是对当代社会实践和哲学新问题进行重新理解与研究，规范和领引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沿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所展现的哲学逻辑而实现自己的发展；三是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深切理解和对文明境界的追求，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寻求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视界的历史回归；四是通过对哲学未来发展的探讨，从而寻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以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对“自然历史过程论”、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反映论等已经成为“常识”的基本观点进行新的阐述；对实践是人的生存本体、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过去被忽视、“遗忘”的基本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对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从后思索”、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等一些马克思有所论述、但未充分展开，同时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进行充分展开和详尽论证。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欧阳康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衣俊卿、胡长栓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南浞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
　　任何历史认识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历史本体论为其立论的前提和依据。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蔑视历史本体论并把后者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它本身信奉的仍是一种本体论，即思想本体论、历史过程无规律论或多元论。例如，柯林武德之所以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引入历史学，强调历史认识的“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即历史认识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对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重演”，其立论的依据正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历史是思想史。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可见，历史哲学企图避开历史本体论去探讨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历史认识论必须要以历史本体论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那么，历史本体论就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导向作用。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又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而历史认识论就是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考察。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造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认识论的研究，对存在本身认识的是非曲直有赖于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正因为这一点，康德才把近代哲学家从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历史领域。现代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康德的观点在历史领域中的“回声”。可见，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及其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及其发展。
　　从现代知识结构看，历史本体论主要揭示历史现象的本原和派生的关系。在这里，意识与社会存在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最高范畴出现的，而历史认识论正是要揭示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如何达到一致的辩证逻辑。因此，从实践范畴开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该把解决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既是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从而解答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是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描述，而是把研究的客体放到与意识的关系中去探讨怎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不仅回答“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一句话，唯物史观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对立，同时实现着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
　　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时又是历史方法论。所谓方法，乃是人们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获得一定成果的方式。任何科学方法，都必然包含着对对象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从内容和本质上说，方法就是对规律的自觉运用。正如现代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方法。是’被移植‘和’被移入‘到人类意识中的客观规律性，是被用来自觉地有计划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工具“。作为关于历史研究方式的性质和特点的历史方法论，不过是历史规律的主观运用，不过是关于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它提供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历史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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