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阅读视野下的文类、空间和文学史--弗兰克。莫莱蒂文论思想研究_高树博_9787516178720

意大利学者弗兰克·莫莱蒂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试图弥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裂痕，从而为文学研究带来一股新鲜之气。具体而言，他将文学与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哲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资源整合在一起，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理论。远距离阅读就是系统地运用图表、地图、树型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方法——图表来自计量史学，地图源于地理学，树型属于进化论领域。基于该理论，莫莱蒂致力于思考文学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类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史的书写问题。他的致思构架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色。

《远距离阅读视野下的文类、空间和文学史：弗兰克·莫莱蒂文论思想研究》：
　　形式生产空间
　　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莫莱蒂提出建立一种文学地理学。他的文学地理学处理的问题是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文学。其实，两个问题都是文学中的传统命题。它们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差别仅在于，人们是否将其变为前景。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批评理论向来并没有对空间表现出多少重视的态度，相反，它们对时间抱有极大的兴趣，常常把空间问题时间化。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把空间设想为男男女女挥洒情欲的舞台。看看莱辛《拉奥孔》对诗与画的著名区分：前者是时间艺术，后者是空间艺术。他根本不在乎诗歌所具有的空间特性。进入20世纪后半期，人们对空间的态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亨利·列斐伏尔作为这股思潮的肇始者，提出并反复阐述了“社会空间”的生产理论。他认为，最近出现的显在现象是“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①。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引发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空间的关注，对“空间转向”的成形无疑功不可没。“空间转向”不仅仅表明空间将与时间平起平坐，甚至跃居前端，还意味着人们对空间的内涵、功能的重新认识。应该说，莫莱蒂所致力的思考跟这种“空间转向”有莫大的关系。毋庸置疑，米歇尔·福柯的文章《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之前瞻性预测，今天依然适用。他宣告：“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②空间时代来临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①。我们身处在一个“同时性的”“并置的”“比肩的”时代。可以说，福柯试图恢复空间应有的本体论位置。那么，这样一个时代究竟与传统有何不同呢？或者说，以空间为主导与以时间为尺度究竟能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什么样的面貌？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中阐明了空间概念的变革。在19世纪以前，启蒙运动和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把空间当作一个“不同于主体的客观的同质的延伸”，康德将其视为“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容器”。亨利·列斐伏尔、加斯东·巴什拉、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皮埃尔·布迪厄、雷蒙·威廉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等诸多思想家的著作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正如索亚强调的西方现代性因而被重新设想为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和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持续的分解和重组。”②以此而言，空间不再是被动的、静止的、“刻板的、僵死的、非辩证的东西”③，而是积极的、主动的、丰富的、辩证的景观。空间转向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祛除了形而上学宏大叙事对生存空间的遮蔽”和“历史决定论时间意识对在场的空间的遮蔽”④。同质性、一元性的世界图景解体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异质性、多元性的追求。众所周知，这是后现代的典型标记。受此影响，文学与空间的关系被修正。
　　关于地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值得事先列举出来。他提到哈比关于哈代笔下的西撒克斯的评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和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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